王勇超：为后代留住历史的人

看到这些保存完整的拴马桩，王勇超深感自豪和欣慰。

　　他耗费20余年心血，倾其数亿家产，义无反顾地抢救、保护了三万多件民间珍宝，创办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艺术博物院。

　　有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开创了民俗艺术事业的先河，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为“石”疯狂的痴人。

　　在抢救、保护上万件石雕、木雕、砖雕和琳琅满目的各类民俗物件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为一位成熟的民俗文物和民间文化守护者——

　　嘉宾简介

　　王勇超，1957年7月生，男，汉族，陕西长安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院长，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嘉宾语录

　　▲这些民俗艺术品是老祖先留下的文化，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

　　▲起初收藏民俗实物，十次有八次被派出所罚款，有时连人员都被扣下

　　▲孩子结婚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汽车，更没有豪华的别墅

　　▲拿这些钱来搞房地产，挣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个亿，肯定没问题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俗艺术博物院创办者，王勇超在西安书院门开着一家画廊，与明朝冯从吾讲学的关中书院近在咫尺。这是一个飘着书香墨韵的文人荟萃之地。王勇超不是文人，却比文人还“文”，他给自己的画廊取名灏文堂。灏者，大也，博也。其玄妙之处，绝不在这小小的画廊，其志不拘于此。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全国首例民营老板获此殊荣

　　记者：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里的拴马桩被誉为“地上兵马俑”，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王勇超：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杨伯达来过关中民俗博物院一次，他看过后表示，对关中民俗博物院的成就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如果给博物院奖励或立碑，他是第一个举手赞成的。目前，对关中民俗博物院的评价除“地上兵马俑”外，各种评价比较多，比如说国之壮举、民俗文化民族之魂、全国独一无二等。博物院里的藏品包括周秦汉唐以来历代的石雕、木雕、砖雕、关中古民居及人民生产，生活，习俗，风情等各类遗物和名人字画共33600余件（套），征集保护了四十院明清古民居，收集整理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工艺作坊、礼仪、俗规等，构成了民间艺术、关中民居、民俗风情、名人字画四大系列共九个类别的藏品规模，从不同侧面集中地反映了关中地区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劳动，居住，习俗等民俗、民艺、民风、民情的历史风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基因仓和标本库，是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多民族生存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这其中，尤以享有“地上兵马俑”美誉的8600多根拴马桩最为引人注目，极大丰富了我国民间石雕石刻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填补了空白，彰显着中国历代民间文化的力与美。

　　为了更好地保护、研究、展示这些藏品，我开始筹备建设民俗博物院，此举得到了国家和省市党委、政府的大力肯定与支持。我也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民营老板享受这一待遇在全国还是首例。      

　　记者：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您怎样评价自己？

　　王勇超：8600多根拴马桩，它是关中地区独有的，还有古今名人字画、民俗器物等，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物质文化遗产。游客来了，既可以参观又可以参与，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一幅和谐绚丽的民俗艺术画卷。许多参观的人说我“太伟大”，其实不是我伟大，是老祖先伟大，中华民族伟大。这些东西是老祖先创造的，不是我个人创造的。我只是做了后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22年前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

　　投入3亿多元抢救保护民俗遗产

　　记者：很多人都说，您保护民俗文化到了痴迷状态，您对民俗文化持什么态度，期待其怎样发展？

　　王勇超：外界的说法，大家只是看到了一种表象，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痴迷，而是一种感情的倾注。这些年，无论多么艰难，我还是搞了一些收藏。这些东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老祖先留下来的。起初仅是一种感情，但随着收来的器物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规模，对这些东西的感情也开始转变为一种责任。收回来也舍不得卖，总想把它们展示出来。我心里明白，这些东西卖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咧。钱没了可以挣，但这些东西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它们传递着过去的好多信息，每一个物件都传递着过去的信息，无非就是咱把这些信息没有挖掘，没有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这些民俗艺术品也是老祖先留下的文化，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

　　记者：您以前是给排水工程师，是什么让你走上民俗文化保护之路？

　　王勇超：我记得很清楚，从长安老家出来的时间是1985年4月1日。最初，我在西安一个建筑安装队当会计。半年后，安装队效益不好成了烂摊子，我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如果没人管安装队，它肯定垮了。我四处借了一些钱，接过了安装队，当了队长。1988年参加陕西省科委组织的给排水工程师考试，成了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由于我重质量，讲信誉，陆续干的几个工程都得到用户的好评，我也赚了进城后的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桶金，1989年我就在书院门开了一间字画店，起初店名叫“洗砚园”，是毛琦先生题写的，后来随着自己对文化的深入体会，将店改名为灏文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手干工程，一手干文化的生活。

　　闲暇之余，我喜欢四处转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渭北地区发现很多做工精美的拴马桩上半截都被锯掉了，被南方人收走了，下半截还留在原地。当时我就感慨，这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东西怎么能被这样破坏。询问后得知，好的拴马桩一个卖300元，普通的能卖200元，我当时就告诉当地群众，只要你们给我保护完整，我给你500元，600元。老百姓算账了，下半截还能卖上半截的钱，当然把咱当了财神爷了。就这样，至今我已保护了8600多根形态各异完整的拴马桩。

　　起初，我只想收三五十个石雕，可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越发认识到每一样民俗作品，都有深厚的历史沉淀。这些文化遗产一旦消失，不可再生。当收到50个时，又想收到100个，到了100个，又想收200个，就这样，数量越来越多，门类越来越多，体积也越来越大，先是拴马桩、饮马槽、石门、上马石、木雕门窗、家具，后来整幢整院地收藏老民居。就这样，20多年收了33600多件（套），已经投入进去了3亿多元。

　　记者：20多年坚持抢救、保护这些东西，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后悔过，还会继续下去吗？

　　王勇超：如果当初拿这些钱来搞房地产，多少楼盘肯定都卖了，挣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个亿，肯定没问题。然而，我投资民俗艺术文化这一块，基本上没利润，幸亏政府对这事比较认可。这个东西不能简单地用亏不亏来说，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一直这样坚持，最关键是一个“情”字。对于这些民俗艺术品是否在收藏中慢慢升值，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如果想挣钱，咱不会做这个。

　　先人留下的东西不能破坏

　　奔波3年民俗博物院获批准

　　记者：作为民营博物院，您在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勇超：我开始收藏拴马桩、石门墩等民俗物品时，身边的人惊呆了，有人说王勇超“犯傻”、“走火入魔”。此前我收藏名人字画，很多人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字画可以卖钱。弄那些拴马桩、门墩，既占地方又不值钱，有啥用，亲朋好友纷纷劝我打消这一想法。如果说这些东西有价值，收购行为就可能触犯文物保护法；如果没有价值，收购了就赚不到钱。所以，有这个钱，不如干其他来钱快的项目更有把握。

　　但我当时主意已定，没人能说服。也许，这和自己儿时的经历有关。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过春节，祭拜了祖先后，我和几个兄弟争先恐后争抢供桌上的水果，结果将果盘推下了供桌，摔得粉碎。父亲大怒，不由分说，几个大耳光就打在我们兄弟脸上，我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前直冒金星，父亲的吼声震耳欲聋，“这是先人留下的！”老人告诉我，这些果盘与其他果盘不一样，是早几辈人传下来的，平时用布精心包裹放在橱柜顶上，过年时才取下来用一次。我从此有了一个概念：先人留的东西，不能破坏，要珍惜，要珍藏。

　　只有我自己知道收藏的过程有多难。但我深知，无论干什么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什么事都干不了。

　　记者：您是怎样逾越这些困难和障碍的？

　　王勇超：起初，收来的石雕临时放在长安区郭杜镇一个厂房里，随着数量的增加，无处可放。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保管处，被毁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1999年，我就想在郭杜办个民俗博物馆，计划先征30多亩地，后增加到80多亩，又增加到230多亩，可由于与郭杜镇整体规划冲突，2001年，最终在终南山下的南五台山风景区征了500多亩地。土地虽然有了，但民俗博物馆的手续却迟迟办不下来。直到2001年，听说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郑欣淼到了西安，我立即设法邀请他参观自己的藏品。他看后表示：我替政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文物部门一定会支持。2002年6月25日，成立“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申请终于获批。

　　博物院每年有2000多万元缺口

　　行业发展需要政府培育和支持

　　记者：您认为民营博物院发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王勇超：文化是一个地域品牌和身份的象征，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前说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现在应该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化事业需要社会力量来参与。然而现实中，社会力量大多不愿介入，很多银行不愿意给这些社会力量贷款。究其原因是来钱慢，这是个不挣钱的行业。如果是房地产行业，也许一个楼盘就可以挣几个亿。

　　记者：关中民俗博物院面向社会开放以来，经营状况如何？

　　王勇超：博物院自2008年12月对外试营业以来，已先后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和外省市领导同志80多人次参观、调研。2009年度，接待游客约18万人次，博物院门票收入1000多万元，但每年建设性投资和日常维护需要3000万元到5000万元，每年至少需要再贴进去2000多万元，压力很大。

　　记者：作为文化大省，您认为未来陕西在文化行业长足发展要靠什么？

　　王勇超：文化行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培育，需要政府把它当做一个重大事业来支持，培育其发展。等它强大以后才能产生效益。文化事业的培育和养娃一样，从小就应该培养，不应该把它扼杀在摇篮中。文化产业需要全社会来参与，保护民俗艺术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民营企业参与民俗文化保护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看到，民营企业干了文化事业，需要政府的扶持。我认为，民营企业参与民俗文化保护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培育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陕西的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民办与国有博物馆待遇不平等

　　期待出台“民办博物馆促进法”

　　记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能简单谈谈您提交建议的情况吗？

　　王勇超：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民办博物馆促进法”的建议。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科技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民办博物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渐成气候。截至2009年8月，在各地文物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386家，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13.3%。

　　作为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充，民办博物馆对保护各种文物，特别是民间收藏文物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发展中尚处于自主生存、自我完善状态，在管理运行、业务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民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在政策支持、税费减免等方面待遇不平等，还没有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全国至今没有一家民营博物馆享受免费开放政策的先例；政府目前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投入非常有限，对民营博物馆更少，难以发挥政府投资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部分金融机构已开始关注民办博物馆的信贷问题，但大部分金融机构仍不愿为民办博物馆放款，形成民营博物馆发展的资金瓶颈。

　　为了依法促进和规范民办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民办博物馆的合法权益，鉴于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针对民办博物馆设立、运行及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议国家立足民办博物馆发展实际，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加快制定“民办博物馆促进法”。主要包括明确民办博物馆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落实各项促进举措、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等方面。

　　舍不得花8000元为儿子买电脑

　　应该把气力用到做民俗文化这事上

　　记者：你会让孩子继承自己保护民俗文化的事业吗？

　　王勇超：不会，民营企业做文化还是太艰苦，又挣不到钱。现在只是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事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真正做起来还需走很长的路。

　　如果我老了，干不动了，我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值得信赖并且热爱这个事业的人，即使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他能把这个东西做好，保护好，发展好，我觉得这就是我要选的人。 

　　记者：为了保护民俗艺术文化，您几乎倾尽所有，家人对此怎么看？

　　王勇超：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家里穷。同龄的孩子都上三年级了，我当时还没裤子穿，更不用说上学了。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上学后，我一直是班干部，学会了省着花每一分钱。2002年，儿子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当时班里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电脑，儿子也想买一台，需要8000元。我想8000元能收十来个拴马桩，就没舍得给他买，直到孩子毕业时还一直没电脑。即使这样，儿子对我从来也没有抱怨过。这个就可以说明家人对我的默默支持和赞同。孩子结婚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汽车，更没有豪华的别墅，我们家还是普通的砖瓦房，这让很多人不可思议。但我认为，咱应该把气力用到做民俗文化这事上，只有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才是真正的有价值。

　　记者：在经营民俗文化事业时，您平时还有哪些习惯，个人业余时间如何安排？

　　王勇超：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文化，更喜欢广交文化名人。以前书院门的灏文堂，自然成了我与文化人交流切磋之处，文化人在这里可以饮茶、研讨，举办笔会、文会、书画展。陈忠实、贾平凹、刘文西、卫俊秀等著名作家、书画大家、知名学者也成为座上宾。在与作家、学者等文化名流的接触中，我的文化修养也在博采众家之长中成长，也让我更加认识到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性。闲暇时，我更喜欢把玩钻研自己收藏的从明代至今的书法作品，与这些作品的“交流”，让我感到是在与古代大文豪、大书法家之间进行着一次次心灵的对话。

　　记者手记

“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保留足以证明先人昔日辉煌的实物与活物，不能让后代只能在书籍和图片中阅读历史，这是我们的责任。”或许，这就是王勇超20年如一日，坚持抢救、保护、收藏民俗文化遗产的最好诠释。而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王勇超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归宿。他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被文化遗产所改变着。

我们相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民俗文化遗产会在诸如王勇超式的许多人的保护下，阔步向前，走向世界。（文/王涛  图/翟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