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第二故乡走向世界的足迹

　　在上周举办的“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期间，“长安是佛教第二故乡”一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记者从有关专家、学者处得到其说的依据。

　　“近水楼台先得月”

　　提到长安佛教对外海的影响，一般人首先会想起日本。实际上，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佛教从长安外传最早的是朝鲜、韩国。

　　唐初之前，朝鲜半岛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昇研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两地中，最早传入佛教的是高句丽。《三国史记·高句丽》记载，小兽林王二年，即公元372年，“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两年后，秦僧阿道再来。为此，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五年，即公元375年，“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佛教由此勃兴。

　　前秦皇帝苻坚建都长安，韩昇告诉记者，顺道、阿道肯定是从长安派去的，反映朝鲜半岛最早引入佛教，与长安佛教密不可分。

　　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说，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均遣使与唐往来。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留学僧入唐交流频繁。长安皇家寺院成了他们汇聚之处。长安古刹名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留学僧回国后，成为国王之师表，佛门之领袖，也是唐代文化东渐的使者。在这些留学僧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是义湘、元晓和圆测。义湘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入唐，投终南山智俨学《华严经》义，回国后奉旨于太伯山建浮石寺，弘扬华严宗教义，成为海东华严宗初祖，后高句丽王朝肃宗赠谥“圆教国师”。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教授郁龙余说，唐朝一代，在长安的朝鲜入学僧达48人。朝鲜僧人的求法、请益、译经，以长安为中心。他们的“二次求法”，也常常以长安为始点或终点。在朝鲜“二次求法”僧人中，最为著名的是七世纪末的高僧慧超。他大概在开元七年，即公元719年前后，从海路到印度，然后取丝绸之路到长安，自开元二十一年起，慧超入荐福寺从金刚智三藏研习密宗，达8年之久。朝鲜入华求法僧人中，一些得道僧人回国开宗立派，也都和长安有关。总之，整个唐代与朝鲜佛教的发展，关系重大。

　　不甘人后的日本僧人

　　日本的佛教，最早是由朝鲜人传入的，日本学者一般认为是公元538年。日本虽然比朝鲜引入佛教晚，但留学僧都非常勤奋，不甘人后。

　　韩养民说，佛教传入日本后，僧人成分复杂，戒行不整，有关方面虽采取措施，但收效甚微。负责宗教事务的舍人亲王认为必须以佛教本身的教理教规和精神力量从内部长期整肃。但在日本，当时没有精通律学的僧侣。他听从高僧隆尊建议，延请精通律学的唐人高僧，赴日设坛授戒。经过20年的努力，公元753年，终于将唐朝高僧鉴真请到日本，从此确立了日本的施戒制度。日本文豪说，鉴真对日本宗教界的影响“如一灯燃百千灯”。

　　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到唐宣宗大中三年，即公元849年，264年间，日本政府先后派遣19次遣唐使，至少有15次遣唐使到达中国，每次有留学僧30~70人。留学僧大多在长安各大皇家寺院寻师求法，生活费也由朝廷供应，享受较好的待遇。

　　“由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祖庭和重要道场，几乎都在长安，所以日本的各派各宗都和长安关系密切。”郁龙余告诉记者，日本佛教从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戒律宗、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到密宗，都和长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喜欢与长安文人交游的外国僧人

　　讲经春殿里，

　　花绕御床飞。

　　南海几回渡，

　　旧山临老归。

　　贾岛的这首题为《送惟鉴法师》的诗，表达了诗人与越南僧人的友情。

　　郁龙余说，古代越南信佛之风弥漫，佛教曾被尊为国教。约在公元二三世纪，佛教已由多种途径进入越南。在发展过程中，越南佛教的北传色彩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禅宗，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越南禅宗共分四派：灭喜、无言通、草堂和竹林。灭喜南天竺人，于574年到达长安，跟随中国禅宗三祖僧璨，承袭中国禅宗衣钵。于580年到交州，凡14年，创越南第一个禅宗派别——灭喜禅宗派。中外史家认为，灭喜禅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支派。无言通、草堂禅宗派的开山祖都是中国人。唐代，包括今天越南北部、中部等地的交州僧人与长安佛教人员来往密切，还有一些交州僧人在长安居住期间，和中原文人交往甚笃，因此才有贾岛的诗。

　　韩养民说，唐代在今越南中部立国的是林邑。林邑许多留学僧入长安，出现了“无碍上人”、“逢廷法师”、“维监法师”等高僧。他们与著名诗人王维、贾岛、张籍等交游，唱酬诗文，保存在《全唐诗》里。

　　实际上，不仅越南僧人爱与长安文人来往，其他国家僧人亦然。日本遣唐学问僧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擅长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结下深厚友谊。当听到其遇海难的误传，李白写下《哭晁卿衡 》一悼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倒流“第一故乡”

　　佛教倒流，即佛教从中国倒流回印度，自1991年季羡林发表《佛教的倒流》一文，就成了中外佛教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郁龙余认为，佛教从中国倒流传回印度，长安是最重要的出发地。宋赞宁在《宋高僧传》的《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中说，由于中国高僧对佛教发展的影响，出现了“令西域之仰慕”的情况。道宣的《续高僧传》中，就有明确的例证：“师承戒贤，理逐言扬，义非再接，广开异论，包藏胸臆，致使梵侣倾心，不遗其法。又以起信一论，义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娤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斯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这段唐代的文字，明证玄奘曾将《起信论》译成梵文，并在全印度传播。玄奘翻译《起信论》，其地点正是长安。这种倒转，不是简单地将印度失传了的某部分佛典回译成梵文。实际上，倒传回去的佛经，是中国人在消化吸收印度佛经的基础上，经加工、改造和发展后的中国佛教的经典。

　　铜川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王赵民说，玄奘在印度家喻户晓，印度的小学课本里有玄奘一课，在印度许多寺院的壁画上，玄奘被描绘成半神的人物。每逢斋戒之日，寺庙里的僧人们，都要向他的画像鞠躬以示尊敬。

　　长安寺院建筑被“克隆”

　　长安佛教文化不仅仅将佛教教义传播到海外，其建筑艺术也随同被照搬出去。

　　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就曾说：隋唐时期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学问僧，不仅传入佛教教义，带回了珍贵的经典，对于佛寺的建筑和佛像的塑造，以至各种佛教艺术，也可能带回许多新的知识。

　　郁龙余说，日本留学僧在中国，特别是在国都长安接触到佛教教义，看到了壮丽的寺院建筑和艺术，一个个兴奋不已。他们回国后，为日本的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从模仿长安寺院开始的。根据日本史学家研究，日本平京城当时是模仿长安的市制修建的，在迁都同时，陆续迁建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等大寺院，想必也是模仿长安来装潢京都的。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天平元年，即公元729年，迁建大安寺时，就是由当时刚回国的道慈设计的。据《大安寺缘起》所载，大安寺是仿效道慈留唐时所描绘的长安西明寺的规模建造的。

　　日本模仿中国佛寺是全面彻底的，这种模仿，以长安的著名大寺院为主要对象。这不仅记录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还有大量的寺院实体为证。

　　“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说的含义

　　长安佛教不仅仅是向上述国家传播，还传播到其他一些国家。

　　成都国学研究会会长弘学研究员称，唐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诃陵国，即爪哇僧辩弘来华，投长安青龙寺惠果门下。

　　虽然有古长安是“北方佛教中心”、“汉传佛教中心”、“中国佛教故乡”等多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佛教中心。而长安乃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佛教弘传、宗派创立、文化交流等五大中心。

　　“长安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佛教的发展无疑是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一定要进入中心地区。长安是印度教传入中国后开花结果的地方，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向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乃至欧美各国传播的发源地。”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研究员说。

　　中国社科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认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和发展过程中，长安是重要中心之一，也是推动中印两国和亚洲各国佛教交流的中心。

　　山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棉说，公元7世纪后，由于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佛学的研究中心与佛教的传播中心转移到中国。长安佛教成为沟通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平台，既是佛教百家争鸣的道场，也是各国僧人的汇聚之地。   

　　郁龙余说，长安在佛教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号称“四大译经家”中的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三大家的译经事业，主要都在长安完成。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取经求法行动，大多以长安为起点或终点。在1000多年中国佛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呈多中心状态，但最大的中心是长安。外国僧人来华请益、求法、朝拜，更是以长安为目的地。

　　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佛教从长安向外传播的足迹，也看到了“长安是佛教第二故乡”之说的依据。

　　海外佛学界不忘长安祖庭

　　至今还有一些日本、韩国佛教的祖庭在西安。海外佛学界人士不忘长安曾在佛教文化交流历史中的贡献。

　　1963年时鉴真逝世1200周年，日本各界倡议把1963年5月到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开展各项纪念活动。1984年9月，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峰寺阿部野隆正一行224人，在西安青龙寺进行了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法会。

　　他们不仅经常到西安，而且经常邀请西安佛教界人士去访问。1985年，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仕唐官员阿倍仲麻吕纪念馆、佛教辨天宗等佛教团体邀请陕西佛教界访问日本，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1991年6月，印度华侨悟谦法师邀请陕西省佛协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印度，参加玄奘纪念堂开光法会。

　　这次研讨会引起海外重视，期间印度、尼泊尔、日本、韩国、美国等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僧人参加了有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