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梳理：长安画派对我们的启示

“长安画派”从起根发苗到主要人物相继辞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文化艺术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泥沙俱下，涌入国门。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包括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相继提出“文化安全”问题；面对中国画，所谓“棺材论”“废纸论”“零论”一时间鼓噪而起，个别“大牌”甚至信誓旦旦地发誓要彻底“推倒”这也警示我们又一次面临“全盘西化”的威胁。为此，对“长安画派”的历史史实进行简略地回顾与梳理，无论对“长安画派”的重振，抑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文化艺术的大繁荣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回顾历史，令我们十分敬仰的是，作为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和旗手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神及其崇高的人格魅力，是“长安画派”成功的首要因素和最好的凝聚力。在当初组建西安美协时，为了艺术事业，石鲁——这个从“革命圣地”走来，而且有着丰富文艺理论和领导工作经验的著名画家，主动推荐从“国统区”走来的赵望云担任主席一职，并团结其他四名骨干人物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一起，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不争名不争利，形成了一个有分工有合作的战斗群体，这种高尚品格，这种“团队精神”无疑是“长安画派”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品格，这种精神，这种风范，特别是对当前物欲横流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人们来说，更是弥足珍贵！

其次，作为长安画派的先驱者赵望云和石鲁所处的时代，正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置身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命运息息相关的坚定信念，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是“长安画派”备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赵望云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迪，面对“敌寇侵凌，国土沦丧”“触目皆有沦亡之痛”决心“走出象牙之塔，到民众中去”以救国“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依托”而遭受国民党残酷迫害的他，早年还曾明确表示：“现值民族生存的抗战时期，人民都应各尽所能，文人以笔当枪，是应有的职责与本分。”而年轻时即投身抗战救亡运动，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和磨练，接受过新文艺运动洗礼，遵循毛泽东“有出息的文家学艺术家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教导，决心“做革命的艺术家”的石鲁，则认为：“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才有力量；美术只有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有价值，才有作用；美术只有反映现实，才有生气，才有发展。”他们带领和团结“长安画派”的骨干李梓盛、何海霞、康师尧和方济众(包括后来的徐庶之、黄胄等在内)他们尽管来自不同领域或工作岗位，但由于“都有歌颂劳动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共同愿望和为中国画的发展、创新而奋斗的一致志向”而走在了一起。正由于有这种坚定信念，不管身处顺境抑或逆境，他们都敢于说真话、吐真情、不粉饰、不屈服，始终坚定不移地探索艺术规律，坚持“艺为人民”，把坚持主旋律，“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联想到我们中间少数人，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头，竟然无视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和反动腐朽文化的多方侵蚀，背离“成教化，助人伦”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在艺术创作中借口“艺术本体”以及某些错误观念，疏离现实生活，公开鄙夷甚至讥讽那些坚持深入生活、反映主流题材的画家；个别人更以个人下流、阴暗扭曲的心态，丑化已在人们心目中早有定位的英雄模范以至领袖人物等。“长安画派”的先驱们当年“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响应人民和时代的召唤，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进步号角，通过各种艺术方式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和品格比较起来，更是何等的鲜明啊！

纵观二战后，美国为了建立和推行自己的“文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主导(代行文化部的功能)，动用雄厚的物质资源，以“软武力”战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推向全世界。单从1950到1979的近三十年间，投入巨额资金，通过组织制作、展览、进而高价“收藏”、导引艺术家等手段，把“现代艺术”作为“美国文化”和“美国艺术”到处推广，并且千方百计将其包装、“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主流”。他们针对当时的苏联和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制订出了明确的文化“战略”：用美国一位“艺术权威”约瑟夫·科苏斯的话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家民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它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唯一的地理渊源。我们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一种时间的位置——这个世纪，而不是定位于大地上某个地方。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由于各国家民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无须遮掩，把这种“软武力”的意图说得何等露骨!难怪美国中情局某官员曾相当自豪地宣称：是我们亲手扶植起了“现代艺术”!反观国内一些所谓“大家”

“新潮”“前卫”们一个时期以来，热衷于恶搞、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一些“作品”其所以能够在国外“走红”而得到“特殊礼遇”，换取高额利益的现实，联系胡锦涛同志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八届文代会上指出的：在当今时代，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论断，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长安画派”当年的辉煌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挖掘、研究、继承其优秀传统精神并发场光大，特别是当前，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历史赋予我们长安画坛有抱负的后来者义不客辞的社会的责任！然而，流派或画派只能继承而不能自然遗传！重振“长安画派”，首先要全面认真地研究其昔日何以能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渊源。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仅是艺术理念和技法等方面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是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完全把自己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的思想境界、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实现“艺为人民”而百折不挠地献身精神……她留给我们的这些“财富”，也远不是一个“画派”所能涵盖得了的。

总之，对“长安画派”回顾与梳理的目的，在于弘扬其真正的精神内涵，认真探讨在新形势、新事物、新理念下如何真正做到“艺为人民”，以更好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以启迪来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抵制殖民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杨建国简介

杨建国 笔名建果,1935年生，陕西长安人,中共党员。国家高级美术师。

1956年毕业于原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科。学习期间，受吕斯百、黄胄等大师教诲、熏陶，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后又研习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创作中注重随境运笔，无意固守成法。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出土地“陕西省法门寺文物旅游区总体规划” 的主笔制定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诗词学会会员、西安市山水画院、陕西金石书画院名誉院长、陕西省英才组委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任。2005年被评选为“德艺双馨艺术家”。

有200多幅书画作品被陕西省、西安市政府部门赠予国际友人，多幅作品被文化部门及博物馆收藏，义务捐献救灾及公益事业等200余幅作品。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展中获奖。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建筑彩画源流初探》等。被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多家电台、报纸报道。入编《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词典》《世界名人录》等二十余部大型辞书及《瞭望》《中国画报》《人民画报》（海外版）、《中国画家》《水墨名家经典》《跨世纪·中国美术家艺术成就·优选画库》《走向世界的十位书画大师丛书》等刊物，著有《建果国画作品优选》《画坛巨匠》个人专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