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虎:书法家的训话
我一向对带“家”的人无比崇敬,尽管现在各种“家”实在太多。我还是很理想化地尊敬他们。有时甚至被人看做迂腐。
今天与一所谓著名的书法家相约西安美院,(现在“著名”和小姐一样泛滥,有时候是骂人的话,但听着舒服,姑且一用。笔者注)写一个书名。昨天约好的,他说公益事情,不要钱。我再三询问费用之事。因为太多就不想要了。或许书法家还有一些文人的羞愧和清高,一直避而不谈钱。我心想过年找人,应该带些东西,不失中国春节常理,花了1000元碎银子,买些烟酒茶之类去看望。不想早晨去见,书法家拿出写好的东西,看看我手中的东西,说了一句:“你也是写文章的,应该懂得行情。没有多应该有个少呀!”我的确不动书法的行情,考虑让他写,也是有多方原因的。诚如他说,为家乡做一点贡献,公益的。书画家要钱,我无可厚非。但当我问需要多钱时,他又打起太极,说五分钱也不少,我准备给壹佰。心里回想我年轻莽撞,不想丢书法家的人,也是单位之事,不必较真而已。尽管他把提着礼品的我客气的让出他家,后来我借朋友的钱取来字。这些过程我不想说。但看到没有钱他把辛苦写的字狠狠往桌下一扔,我不知道这是作践什么。唯有书法家的训话让我很不理解。
“你也是写文章的,应该懂得行情。没有多应该有个少呀!”
我给认识不认识的写一点东西,不管别人怎样,没有因为写评论收过费,也没有不顾实际大肆吹捧。好在我有正经的工作养家糊口,业余写写是自己的爱好,不靠卖文求生。给裘山山、徐坤、迟子建、温亚军等等写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很正常。给比我年轻的朋友写些勉励的话也没有什么。我记得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大书法家启功、作家刘绍堂等人给我们写东西没有说过什么,要过什么,也没有见面就邮寄过来,一直我感谢、记忆至今。还有台湾的诗人痖弦、文晓村等,我上初中时给他们投稿,他们亲自每信必复,认真辅导。我没有给他们什么呀?离我最近的霍松林老先生在他家随手给我三幅字,我都送给朋友同学新家了,我没有给他什么呀。1998年陈忠实、贾平凹先生给我题写书名什么也没有要呀。我不否认,年轻时有攀附名人的思想。《三秦都市报》纪念熊宁,我连夜写长诗,没有想到什么行规呀。等等。各行业有行情,这是我们现在文明的世风。
我不怕要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付出就不可能得到。但我喜欢做人做事直爽。要钱直接些,与商家做生意一样,明码标价,心里好接受。金花广场太贵我就去康复路批发市场,自己愿意。要好货就得掏大价钱,天经地义。或许找著名这个家那个家的人很多,他收钱为了避免杂事太多,为艺术更专心地献身。这些只是推测而已。“家们”的暗示、模糊、设圈、挖坑我实在不懂。我还碰到他们旁边那些厚颜无耻做托的人,旁边侧敲:这个大家,谁不给多少多少。他都上了世界名人录。
家,一切大腕名人,也是从小孩成长起来的。在成长过程中,会碰到许多困难,需要许多的良师益友。如果都为钱,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商业收费,很正常;市场买卖,很公平。我为我们一手炒起来的“家门”而感到悲哀。虽然这种悲哀他们认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如同一些德艺双馨的家,一些书画家、明星、抄袭教授等等,干一些无德庸俗不堪的事情。
导演与演员有潜规则。教授与学生有暗箱。我看过邱华栋的小说《教授》,尽管讲的实际,文学性较弱,但是把教授称作“叫兽”,有新故事、有新意。行业潜规则存在,经不起太阳的照射。人生在世,品行为上,我一直坚持认为首先要多做善事多烧香。
书法家的训导、训话、训斥。我感到自己活人太理想。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我觉得还需要自己的坚守。中国自古就有卖文卖画为生的,现在社会,人们追求高尚,或者附庸风雅,诚信做事,买卖字画,我不反对。我对那些不讲信誉的什么家,老实讲,很反感。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爱好自由。近读作家贺绪林托朋友送来的散文集《生命的浅唱》,仿佛又沉浸在伟大的母爱亲情之中。他的《关中匪事》让我读到了关中大汉的豪爽。撕开我们身披的遮羞布,给世界一个真实的自我。刚读完《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记得先生的碑文为:
先生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沈从文先生被人认为不懂世理,但他最懂做人的底线。今天立春,我们是不是除了钱,该做些有益社会的事情,不管大小,因人而异。
来自杨广虎个人博客:blog.sina.com.cn/yangguanghu
2009.2.4夜于南稍门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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