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瑞：中国文化中的竹子情结

　　我国是竹子的故乡。几千年来，国人种竹、用竹、爱竹、咏竹、画竹，竹文化深深渗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吴越春秋》引用的《弹歌》中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可知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竹子制作箭头用于捕猎了；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竹”字象形符号的印痕；在新石器时期的钱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200余件竹编器物，说明当时人们不仅开始用竹，而且竹编织技能已经十分娴熟。

　　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用和伦理美学两个方面。提到物用，人们首先会想到“竹简”，在魏晋以前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都是在竹简上写字、刻字、著书立说的。最早的文献如《尚书》《礼记》《论语》等经典，都是通过竹简得以保存。竹简为历史文献的传存及中国书法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竹子用于建筑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大量使用了竹子；《三辅黄图》载汉代的甘泉祠宫就是用竹子构筑而成的；宋代王禹偁在湖北黄冈做官时自造竹楼，并作《竹楼记》。在南方竹乡，尤其是岭南，竹楼更是寻常百姓的居室。清代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此外，竹子和音乐也有着天然联系，资料证实，自周朝以后，历代使用竹定音律。古时称音乐为“丝竹”，更有“丝不如竹”之说，中国的管音乐，实际上就是竹管音乐。千百年来，竹子的功用已经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对此，苏东坡感慨地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竹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突出表现在它的精神层面上。同其他植物相比，竹子身上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它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宜。”竹子身上的许多特点与人的审美趣味相契合，渐渐就成为了人们理想人格的化身，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这大概是最早关于竹子人格化的记载。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关竹子的典故词赋层出不穷。屈原在《离骚》中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的诗句。《太平御览》载，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王羲之子）平生爱竹，曾“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同代的戴凯之写了一部描述70多种竹子性状的《竹谱》，这是我国最早以四字韵文写就的一部植物学专著；陶渊明最憧憬的是《桃花源记》中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王维在《竹里馆》里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独啸”的诗句；在白居易晚年的洛阳家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柳宗元《竹》中诗句，“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既写竹亦写己；苏轼慨叹“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郑板桥在自己《竹石》图上的题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难还坚挺，任尔东南西北风”，通过竹子抒发自己的心志秉性。

　　修竹之美更是倾倒了无数丹青大师。唐宋以来，画竹名家辈出，唐代的王维、吴道子，五代的黄筌、徐熙，宋代的文同，元代的赵孟頫、倪瓒，明代的宋克、夏昶，清代的郑板桥等等。其中画竹高手首推文同，他是苏东坡的表兄弟，画竹叶分阴阳，“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苏轼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既是对文同画作的高度评价，也道尽了中国诗文书画的内在联系。文同画竹屡请苏轼题识，于是“文画苏题”成为美谈。画竹另一要人当数郑燮，他一生擅画墨竹，“日间挥写夜间思”，每画必题。画一竿竹，题“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以诗言志；画两竿竹，题“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喻世间人情；画一片竹，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抒发一介官吏思民疾苦的悲悯情怀。诸多大家中，有人擅写晴竹、有人擅写雨竹、有人擅写风竹、有人擅写雪竹，通过竹子的风、晴、雨、露，春、夏、秋、冬，诠释了人们丰富的感情色彩和精神境界。

　　松、竹、梅是“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为“四君子”，竹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在当前举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宏扬竹文化，以此陶冶人们的情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