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四姐（吴景桦）

    天下雨了，大概下午5点时分，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接通电话传来四姐的声音：“今天雨大得很，路上滑，你一会儿下班开车一定慢一点，要注意安全哦！回家简单做点饭吃，吃完早点睡觉，不要太累了呀，年龄不饶人了，快忙吧，下班就回家呵！”“知道了，四姐，下午一直在忙，都没顾上看外面，不知道雨下得这么大......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啦。”我一边接着电话，一边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向外望去，瓢泼大雨正下个不停，公司楼下的那条马路上已没有了行人的踪影，匆匆行驶的车辆雨刮器不停地左右摆动着，车轮飞驰碾过路上的积水，在马路上形成弧形的水带溅起密密麻麻的水花，道路两旁的柳树和槐树被雨水冲刷得碧绿葱胧，夏末初秋的这场大雨可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及时雨”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指望着这场及时雨能降温降暑了，我心里默默地这样想着。

四姐是我的堂姐，年长我10岁，她生于1954年5月17日，生肖属马，大名吴景榆，从小我一直称她为“榆姐”，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又都有了孩子后，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我便改称她为“四姐”，显得更尊重和亲切，也满足我有五个堂姐的优越感和幸福感，让别人羡慕不已。    

四姐于我而言，是陪伴我成长时间最长的堂姐，她身高1.60米，五官端庄大方，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清澈纯洁，头发黑亮而茂密，小时候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四姐梳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自然地垂落在肩头，走起路来麻花辫一甩一甩特别好看。

小时候我们家在小南门里南四府街龙巷1号，龙巷是条东西向的死胡同，龙巷1号位于龙巷最东头儿巷口路南靠近南四府街的第一家，依次往后还有五六户人家，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老邻居，相处融洽从来没有为琐事红过脸，即便是在十年浩劫动荡不堪的岁月里，龙巷的人们依旧互相帮衬、互助友爱，刘奶、汤妈妈、亚利他妈、怀洲奶奶、董家六奶等等，都是东家有难西家帮，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许立新老师更是阎甘元先生的儿媳，那时她五十岁左右，身材瘦小，梳短发，戴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和蔼可亲，她是我小学时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多有帮助，特别是把姑妈给我用心缝制的蓝色缎面针线包，用别的军绿色布面针线包替换下来一事，让我刻骨铭心，在“文革”时期谁家能有织锦缎呢？那可是被当作“四旧”只有“地主婆”、“黑五类”的人家才有的，要受人民群众批判的，避免了一场对我们家的伤害，阎甘元与吴家渊源颇深，所以，许老师对我们吴家尊崇有加，在特殊时期默默地相互提携和关照着。

1968年盛夏时分，每到晚饭过后，四姐就问我：“桦子，你说咱俩是不是一派的？”我说：“榆姐，咱俩是一派的！”四姐说：“那你给咱搬两个凳子放到大门口，咱俩去大门口乘凉。”我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端两个小板凳放到大门口，我跟榆姐一人坐一个凳子，刚坐稳心里正美着呢，榆姐又说：“桦，咱俩是革命派，对不？你给咱倒两杯水端来，咱俩一边乘凉一边喝水，不然渴了咋办？”我言听计从地跑到堂屋给两个搪瓷缸子里倒上白开水，小心翼翼地端到大门口，四姐端过一杯慢慢喝下一口，问我：“桦，你说榆姐胖不？”我说：“榆姐不胖。”“真的？你说榆姐胖还是青平胖？”四姐又问我，我忽闪着两个眼睛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青平胖！”因为，在我幼小的心里对于胖瘦还是分得清的，青平看上去确实比我四姐要胖一些，我说的是真话，丝毫没有讨好四姐的想法，那时候不像现在，能吃饱饭就是幸运的了，没有人想着减肥的事情，买猪肉都是要挑肥肉买，能多一点油水改善生活，谁家要是炖了肉，光闻着那随风飘来的香味，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现在想来四姐“以瘦为美”的爱美之心太有历史厚重感了，生怕自己胖了就不美了。

青平是我们巷子最里头3号院董家的姑娘，大名叫董青平，她肤色白晳，㮋圆型脸，微胖，溜溜肩，中等个子，脸上从来没有任何表情，在巷子里出出进进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她比四姐还要大几岁，平日里独来独往从来不跟我们说话和玩耍，两条过臀的长辫子随着她一步一扭的走姿左右摇摆，青平走路的快慢从来不变，使得她两条辫子的摆幅也从来不变，行走在巷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如入无人之地一般。

说话间远远看见青平从巷子里头缓缓地向巷口走来，四姐用胳膊肘碰我一下，低声说道：“桦，青平走过来了，你敢不敢趁她走到咱俩跟前时大声喊‘青平比俺榆姐胖！’”我说：“敢！”青平走到电线杆子跟前时，我就已经开始冲着青平大声地喊道：“青平比俺榆姐胖......青平比俺榆姐胖......”声音大而洪亮，十分有节奏感，一字一顿毫无顾忌，青平照样充耳不闻毫不理会地迈着不变的步伐从我们面前走过，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掠过一丝波澜，看着青平不为所动的样子，我站起身来跟在青平屁股后面学着青平一走一扭的样子，边走边喊，“青平比俺榆姐胖”的声音传遍整个小巷，直到青平走出巷口我才停止了喊叫，转身跑回四姐身边，得意洋洋地等着四姐表扬我。

我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笑着问：“榆姐，我喊的声音大吧？青平咋啥表情都没有就走了？好象没有听见一样。”四姐坐在一旁一直低着头脸上泛起微笑，我能感受到四姐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而我心里的想法是四姐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这才是我跟四姐是“一派”、是“革命派”应有的样子。四姐说：“桦，你声音那么大，喊的美的很，她肯定听见了，没有反应也是听见了......不管她，反正她比我胖！全巷子的人现在都知道青平比我胖了！”我心里更坚信青平比我榆姐胖，但这谁比谁胖究竟能说明什么呢？多少年后我也没有弄懂，问四姐为啥当时让我这么喊，她笑得前仰后合，说：“我也不知道为啥让你喊，觉得好玩吧，或者觉得青平老是怪怪的，想知道她为啥这么怪，也想让她跟咱一块儿玩吧？”

青平的“怪”我们始终不知道缘由，但后来我知道董家也是被整的对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除了所谓的“根红苗正”无知无畏的人群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群，谁不受整呢？那时我4岁，四姐14岁，孩童的单纯又怎能理解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给人们造成的伤害。

小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梳头发，早上起床祖母在她的黄铜脸盆里用水舀子从大水缸里舀两舀子清水，自己洗漱后便把我叫到跟前，用她的毛巾在我脸上来回地转圈，两三次后我已经连蹦带跳地喊“疼”了，祖母在我鼻子处使劲地连洗带捏，嘴里还不住地念叨：“鼻痂子洗都洗不下来，定定的，不要动，再喊？还敢跳？”祖母一声高过一声严厉的呵斥使我收敛很多，脖子扬起老高不敢再动弹，任由祖母把鼻子给我清理干净，因为再不收敛祖母定会用她的木梳背在我的头顶敲打，我放低声音给祖母说：“奶，一会儿梳头发还是让我榆姐给我梳哦，榆姐梳头不疼！”祖母慈祥地看着我的小脸，“小样子，我娃儿就是长的心疼，脸洗的白白的，多好看？”一边说一边喊到：“四女子，你给小桦儿梳头吧，我的活儿干完了，我去吃早饭了，不管了，不管了，啥都管不了了......”祖母迈着她那三寸金莲的小脚，端着铜脸盆转身到院子里倒掉了脏水。

四姐闻声跑到我面前，拿起木梳就开始给我梳头，我的头发既黄又软还细，白天在巷子里玩耍，尘土和汗水粘在一起，晚上再睡上一夜，在被窝里滚来滚去来回地踢腾，头发在头上已然像毡片子一样全都锈到了一起，四姐一搭梳子我就喊“疼”，钻心的疼呵，四姐说：“今天这头发得用剪子了，不然根本梳不通！”我小声地说：“榆姐，不管你用啥，只要让我不疼就行。”四姐麻利地取来一把大铁剪，只要梳子有梳不通的地方，四姐就把粘在一起的那一疙瘩头发剪掉，那天估计剪掉了有十几个疙瘩吧，剪完后四姐给我顺顺利利地把头发全部梳了一遍，一边梳一边问我：“桦子，这下梳着不疼了吧？”我觉得四姐的梳子在我头上来回地梳简直是一种享受，好长时间没有洗头了，头皮痒痒的，四姐梳着又不疼还解痒，我应声回答到：“榆姐，梳头不疼了，你多梳几下，舒服的很！”四姐毫不理会我的要求，冲着西边上房的屋子喊：“奶，我给桦子把头发梳完了，我去上学了。”说着从堂屋案板上放着的那个铁笼笼屉里拿起一个蒸馍，背着书包就跑出了家门。

我也拿一个蒸馍，跑到巷子里找小伙伴玩去了。

直到中午时分，四邻八舍的院子里飘来做饭炒葱花的香气，看看太阳已经悬挂在头顶上了，肚子也发出“咕噜咕噜”响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一上午自己在董家院子里玩得太美了，那天巷子里小伙伴都没有来，我就一个人在董家院子里到处玩了个够，董家院子实在是太大了，有许多房子，上房、厅房、厢房、地下室、防空洞，有人住的和没有人住的，混杂在一起，董家人都认识我，从来没有人管我的自由出入，有时候六奶看见我来了，只远远地喊一声：“小桦儿你来了！”就又忙自己手里的活儿了，我自然也会大声回应：六奶好！便自顾自地到处跑去玩了。从前庭到侧庭，再到后院七拐八拐后就来到一大片荒草地，荒草地里长了好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高低参差不一，红、黄、蓝、粉各色的花朵长满这片地方，还有薄荷，大片儿的叶子绿油油的，氤氲了很大一片，用手掐一片薄荷叶子放到嘴里，一股清凉微涩的味道马上沁入喉咙，味道浓烈上头，我赶紧把薄荷叶子吐掉，这清凉的味道远不及薄荷糖好吃。荒草地清静得能嗅到百花的香气，能听到蜗牛匍匐爬行在草丛间的声音，我看着那小小的蜗牛一半身子蜷缩在硬壳里，一半身子祼露在外头，软软的头顶伸着两个触角，在阳光的照映下发着亮光，它们慢慢挪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银白色的线条，昭示着它们曾经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也算来人间一遭；空中还有麻雀、喜鹊、苍蝇、蝴蝶、密蜂和不知道名字的飞虫不停地飞过，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嗡嗡作响，偶尔有一只蝴蝶扑闪着花斑点点的翅膀停落在一片花叶上，我轻手轻脚地过去用手捏起翅膀朝着太阳光的方向望去，这个蝴蝶真是太好看了，细细一数蝴碟翅膀上的颜色就有六、七种，它在我的指间扑楞着想挣脱束缚，我轻柔地把蝴蝶放在我的手掌心，蝴蝶稍作停留便慢慢地、欢快地飞舞起来，那优美的舞姿让我着迷。在太阳光下蹲在这一片静谧的荒草丛里既安祥又热闹，空气静得清新中带着甜甜的味道，足够玩上一个上午了。荒草地尽头的东边有一个茅草房，两坡的茅草顶、青砖砌的墙，比一般房屋要低矮了好多，一扇木板条拼凑钉在一起的门随便地半掩着，茅草房周围的荒草长得一人多高，远远望去那个茅草房孤零零地伫立在荒草里，另我产生许多暇想，总觉得靠近它危险会随时降临似的，所以，我从来没敢靠进那个茅草房去一探究竟。荒草地的西边有一个小房子，房门是双扇铺板门，年久风吹日晒的门扇已经变得漆色斑驳，原来红色的油漆已经退掉了大半，露出腐朽的原木色，显得破败不堪，这间房子里住着董家二姨奶，她年岁已高，长年卧炕不起，鲜少有人光顾，我算是二姨奶房子的小常客，每次到董家院子里玩，都会不自觉地来到二姨奶房子里，站在炕沿边听二姨奶发出的细弱无力的呻吟声，二姨奶见我进来总会艰难地把身子挪动到炕沿边，伸出枯瘦的一只手拉拉我的小手，眼睛里释放出一丝光亮，她放慢了呻吟声小声地说：“俺娃又来看奶了，好娃，今天给奶拿馍了没有？奶饿了......”我“倏”地想起早上拿的馍已被我吃完了，无法回答二姨奶问话的我低下了头，心里难过地自责，今天怎么把二姨奶忘到脑后了。二姨奶没有再说啥，沉默了许久，她说：“俺娃今天扶奶到茅房去吧，奶一个人站不起来......”“是那边那个茅草房吗？”我指着外面急切地问道，二姨奶说：“是的，就是那个茅草房，你扶奶去吧！”二姨奶费劲地爬到炕边，炕沿太高了，我帮她穿上尖尖的黑色布底鞋，她瘦弱的身子慢慢地从炕沿边溜到地面，如柴的双手颤颤巍巍地从我的头上滑落到我的肩膀，扶着我的双臂往院子里走。

那茅草房原来是个厨房加旱厕，里面用一席草帘做隔挡，外边部分是厨房，放置了一个案板，上面放了一个擀面杖、一个竹篓子；里边部分便是旱厕，那旱厕特别可怕，深深的一个大坑上放置了一块窄窄的木板，这布局让年幼的我心里不知道该怎么想，吃饭的地方和上厕所的地方居然安排在一隅，我心里瞬间觉得既害怕，又难过得想哭，二姨奶从竹篓子里拿出几块发霉的干馍块儿，捏到手里，对我说：“奶手里拿着馍蛋儿，你扶着奶走，咱回。”

我把二姨奶扶回到房子，看她上了炕我就一溜烟儿地往家跑，出了董家大门就是一个大上坡，坡道很陡，大概有近50米长，跑上去才能到龙巷马路，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迎面碰上坐在堂屋太师椅上的祖母，祖母冲着正在堂屋做饭的大妈说：“这娃儿一上午又是跑到董家去玩了？”大妈回应道：“她最爱去的就是董家了，董家坡上头的青石板小桦子都给磨亮了。”我嘻嘻地笑着，才想问中午吃啥饭，只听祖母大声喊到：“你这头发怎么了？长一块，短一块的，你一上午这是作贱啥了？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祖母翻弄着我的头发，我不知所措，心里想我没有干啥呀，头发怎么长一块短一块了。这时，四姐放学回来了，进门甩掉书包就揭锅盖，说：“今天啥饭？我快饿死了！”祖母没好气地说：“四女子，你先来看这娃儿的头发怎么成这样子了？”四姐瞥我一眼，回答道：“早上剪的呀，梳不通全是疙瘩么。”话音刚落，只见祖母拿着拐杖从太师椅上“腾”地站起，快步走到四姐跟前，就想用拐杖打四姐，四姐在堂屋转圈儿跑着躲避，祖母就是打不上，我在一旁摸着自己的头发，好像就是一处长一处短的，心想这也没什么，过几天就长长了，祖母为何要发这么大的火呢？大妈劝慰着祖母让她老人家坐回原处，祖母不住地念叨：“让你给娃儿梳个头发，看把娃儿的头发就梳成这样了，梳不通就剪掉？剪，你也得剪成一样齐，这算啥嘛？太丑喽......”我跟四姐都不敢吭声，我觉得特别好玩，与四姐对视着憋住不敢笑，大妈说：“景榆，看你把娃头发剪得像个花里棒！”我跟四姐闻声再也憋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祖母便也不生气了，看着两个瓜娃儿这么开心，脸上也露出笑容，只是喃喃地说：“花里棒，花里棒，这头发还真花里胡哨的......维勤你说得对，挺像的！”

祖母嘴里说的维勤是我的大妈，大妈在家全职照管一家老少的吃饭问题，更要照顾好祖母的饮食起居，68年时家家户户经济都特别困难，加上物资极度匮乏，大妈在有限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改善全家人吃饭的花样，冬天买来大白菜自己窝成浆水菜，用浆水菜蒸花卷馍，浆水汤做浆水面，炒一点葱花飘在浆水汤上，加入盐和少许味精，把煮熟的细面条捞入汤中，最后再舀勺酱油拌的辣子面儿，那就是香到无以附加的美味佳肴了。大妈排好长的队拿豆腐票买回来豆腐，配上罗卜粉条做烩菜，再挖上一勺子猪油放进去，那就是见荤腥了，我能吃好几碗。那天中午大妈蒸的油渣花卷馍，熬的高梁米稀饭，油渣是三姐从食品厂拿回来的，我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抓起两个花卷就往董家跑，跑到半路又想起给二姨奶再带上半碗高梁米稀饭那不是更好，又赶忙折回家里，把花卷揣到怀里，用喝水的搪瓷缸子盛上稀饭一块儿送给了二姨奶。长大后我经常想，小时候那么长时间拿家里本不宽裕的吃食去送给二姨奶，难道大妈就没有发现过吗？其实大妈一定是有所察觉的，只是不说罢了，大妈宁可装作看不见也从没有责怪过我，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大妈总是围着一条劳动布围裙，在堂屋里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长方形案板与蜂窝煤炉子之间来回穿梭，不停地劳作，待饭菜都做好了，端上那个四四方方正方形的核桃木八仙桌，才叫全家人快来吃饭。小时候我分不清姑妈、九姑与大妈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大妈总是谦卑地叫姑妈为四姐，称九姑为妹妹，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姑妈是大妈的大姑姐，九姑是大妈的小姑子，她们三人是姑嫂关系，却一直相处融洽，没有拌过嘴红过脸，到她们晚年时候，三个人常常在晚饭过后都要把我拉上在西上房抹一会儿“花花牌”，也叫勾九牌，里头有虎头、串串、亮子等，此牌与麻将类似需要四个人打才行，打法十分简单，我往往赢的时候多，因为打着打着我就多揭几张牌，故意捣乱，有时几个人正打到兴头上，大伯在东上房便会一声接一声地叫大妈睡觉，还开完笑说：“维勤，你不来睡觉我就睡不着，你快点把牌撂下别打了！再不来我就关门了，你可就进不来了.....”姑妈这时会冲着大妈说：“算了，算了，花花子抹不成了，你的大脚婆又叫你呢，散摊子吧！”大妈总是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子，满脸堆笑地说：“咱可打不成了，人家叫我呢，我得回去了哦，明天咱们再耍。”我如释重负，总算可以收拾牌局再去写会儿作业了。大妈为人处世的点点滴滴在我脑子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让我从中获益良多，成为我内心深处做人做事的标杆。     

1973年4月18日，是四姐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日子，那天，四姐穿着厚厚的棉衣，套一件绿色军装外套，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高大的绿色解放牌大卡车上，整个南四府街街道锣鼓宣天，大型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解放车四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四姐在这些口号的感召下，怀揣着对青春的梦想即将投身到建设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陕西省泾阳县石桥公社阴郭一队，我看见四姐站在卡车中央，脸上表情喜忧参半，车下的大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默默地一声不吭，扶着路边的一棵槐树，远远地看着送行车渐行渐远，我走到大妈跟前说：“大妈，俺榆姐到农村得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大妈说：“不知道么，这一走谁能知道啥时候回来？家里连一口吃的都没有给你榆姐带，哪怕带瓶咸菜也好，咱家里都没有......”喧闹声和锣鼓声震耳欲聋，震得我的心脏“嗵嗵”直跳，看着大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像有一口沸腾的锅在翻滚难受极了。

大卡车行驶近一个小时，便来到了目的地泾阳县石桥公社阴郭村，这次来的学生都是西安市第九十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一共48人，车辆停在村东头的场院里，欢呼雀跃的同学们一个个背着自己的行李跳下车，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农村是什么样子，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个土堆都让他们兴奋不已，有的同学情不自禁地喊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是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世界是我们的！”村里的农民们表现得既不热情也不冷淡，人们照样干着自己手里的活计，偶尔有扛着锄头路过场院的人们朝着知青同学们笑笑，又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同学们不能理解农民们的表情，照样上窜下跳自顾自的高兴着。同学们的到来打破了村子里原有的宁静和秩序，也弄得村里的农民不知所措，对同学们深不得浅不得，因为上头有政策，不接收知青那可是犯了政策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这是谁也受不起的。村长与卡车司机对知青同学们做了手续交接，点完名后卡车开走了，留下48个同学们，他们经过排队和分户，村长最后宣布与四姐一同被分派到阴郭村一队的一共是16人，男生6人，女生10人，其余32人分别被分派到了其他村、其他队，那时候一个公社下面有好几个大队，一个大队又有10个小队。四姐的行李很简单，一床旧被子，一条旧褥子，一个脸盆，还有毛巾牙刷等洗潄用品，再有一双行李封包时大妈悄悄塞进去的千层布底黑条绒鞋，大妈说带上它可以换洗一下。

四姐与其他5个女生被安排到阴郭村一队一户郭姓农民家里吃住，这户农民家就被称之为“知青点”，四姐哪里知道这“知青点”她一待就是四年零九个月，从花一样的19岁到24岁，人生近五年的光阴奉献给了“广阔天地”，蹉跎了青春年华，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四姐心里清楚，那是这一代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郭家夫妻两人朴实厚道，在起初知青们入住的一个多星期，他们一家人小心翼翼地与知青们相处，家里女主人做好饭，就叫6个知青女孩一块儿吃饭，一天三顿早上是包谷糁稀饭、咸菜和馍，中午吃面条，晚上一般就是喝点拌汤或面汤，吃一口馍就算是晚饭了。她们住在一间库房里，库房没有窗户，村上安排人盘了火炕，火炕连着锅头，安装了风箱，可以烧柴做饭的那种，大家睡大通铺，库房里面放置了几个破烂的长条桌，三、四个用木板条加固钉了又钉的木头凳子，坐上去仍然有点晃悠，厕所就是在村里随便找个偏僻的空地，挖上一个小坑，再垫上几块砖头，就是解手的地方了，无论大小便都在这里解决，过上一段时间用铁掀把土填上，让自然化粪，这就是天然的肥料，然后再另寻空地挖坑。就这样6个知青同学算是安顿下了住处。这天晚上她们在农户家里吃的饭，一锅面汤，一大盘蒸馍，一碟子咸菜，这已经算是很好的饭食了，在城里有些同学家里是吃不上白面蒸馍的，同学们狼吞虎咽吃得特别香，到了天黑便是睡觉的时间了，大家相互陪伴着来到黢黑的夜色下胡乱上了厕所，便回库房睡觉了，陕西的农村向来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亘古不变的作息规律。

初到阴郭一队的知青们，在知青点一个星期后村上便让她们领回了自己的口粮，开始自己烧火做饭了，她们烧火用的是从村里找来的麦苋杆、棉花杆和玉米杆，火烧起来冒着浓烟，炝得人睁不开眼睛，每天安排两个人做饭，其余四个人下地干农活，一顿饭做下来，头发上、身上全是烟灰，脸上也抹的跟“花猫”一样了，渐渐地她们学会了烙饼、擀面条、熬稀饭、蒸馍，这些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饭的知青们，出了学校门便来到农村，她们坚强地活着，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适应着环境的变化，轮到四姐排班做饭，她总是想办法把饭做好，让上工回来的同学们进门就能吃上现成饭，大家在一起就这样相依相伴，互相鼓励，遇到哪个同学生理期时，四姐都抢着替班干活，想着表现好村上会推荐尽早返城，尽早走上工作岗位。

小麦、玉米和棉花是阴郭村主要的农作物，小麦和棉花都是一年一季，玉米是一年两季，有春玉米和夏玉米之分。小麦的种植期是头一年10月中旬就要全部种完，经历一个秋冬季节后，到次年6月初开镰收割，这也叫冬小麦，冬小麦由于生长期长，营养丰富，面质筋道，是北方人最主要的食材原料，可以做出多达上百种的面食花样；春玉米是惊蛰前后下种，到6月多就可以收割端上餐桌；夏玉米是收完麦子就下种，一般生长期3—4个月成熟，到中秋季节就可以吃了。四姐到了阴郭一队后，虽然蔬菜副食品欠缺，但却没有饿过肚子，这里由于地理条件优越，雨水充沛，汗涝保收，从不缺少粮食，知青们都能吃上饱饭，这在1973年也是难得的幸运了。

转眼到了5月下旬农忙季节，抢收抢种的三夏大忙开始了，各个公社、各个大队、各个村全都忙活起来，俗语说“春争日，夏争时”，夏收夏种夏管宜早不宜迟，三夏一般从每年5月中旬开始，农民们要忙到6、7月份，夏收割麦子必须要起大早，赶在太阳出来前先收割一部分，不然在烈日下割麦，成熟的麦穗经不起太阳的暴晒，暴晒的麦穗变得很脆容易掉麦粒，所以，村里头把农民组成夏收互助组，知青自然在互助组当中，还有一些放忙假的学生也都参加进来，通知从即日起凌晨5点全部村民下地割麦，按以往划分好的区域力争在三天内完成收割任务，知青的工作是为割麦的人打下手拾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和麦粒，力争做到地上不散落一个麦穗一粒麦子。收麦一般要割到中午时分，体力好的人还会坚持到下午15点以前，目的就是趁着天好，把地里的麦子颗粒不少地收回来，一方面要交公粮，另一方面粮食可是维持生命之根本，是农民的口粮，一点马虎不得。

这一天是割麦开始的第一天，天麻麻亮四姐就拿着一件外套往田里走，心想一定要去个大早，割麦是大事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初夏的早晨，空气清新而凉爽，四姐抬头看看天空，一弯新月挂在深蓝色的苍穹，泛着亮光的星星连成一片，不停地眨着眼睛，忽明忽暗，深邃又神秘。走出村口沿着一条两边种有杨树的马路走了大约一公里就到了那一片麦地，远远望去麦地里已经稀稀落落有人开镰割麦子了，四姐赶紧跑过去，拿起地头准备好的背筐，跟在割麦人的后面仔细地从地上捡起散落的麦穗和麦粒放入背筐，天渐渐亮时，麦田里已经陆续到了很多人，大家按地垄划分开始一垄一垄地割麦，到了晌午时分，烈日当头，农民们虽然穿了长袖布衫，戴着草帽，汗水仍然像下雨般不停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日头晒在人们的背上火辣辣的，能让人脱一层皮，手也被麦芒扎得生疼，有的人手上被麦芒划出一条条血印子，一边流着血一边不停地弯着腰，左手揽过一把麦杆，右手挥动着镰刀顺着麦杆底部快速割下去，然后把割下的麦子堆放在地垄上，有专门的人捆扎麦子，等这一垄全部割完捆扎好，有的放到架子车上拉回，但架子车总是不够用的，队里只有三、四辆，更多是要靠人们用“尖担”两头插好两捆麦子直接放到肩头合适的位置担到场里堆放好，四姐本来是被安排拾麦穗的活儿，可她硬是把轻活留给了其他知青，自己一次次飞快地弯腰抱起麦子，拿起麦杆儿把麦子捆扎好，给担麦子的人做好准备，这个动作一直循环进行，尽管四姐按村长的吩咐也穿上了厚的长袖布衫，但抱起麦子时麦芒还是会扎到手、胳膊和衣服里头，腋下和肚子上都被麦芒扎得生疼，那一刻四姐和农民们顾不上疼痛和热辣，时间就是命令，他们生怕割麦时候突然变天，夏天的天气有时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阵电闪雷鸣太阳雨就会突然降临，所以人们争分夺秒再热再疼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全村人割麦时候中间除了坐在地边吃饭喝水，几乎没有停歇过，四姐的脸被晒得快要脱皮了，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腰杆和胳膊也麻木了，仍然机械式地弯腰、抱麦、捆扎，四姐的表现得到全村人的一致好评，说四姐干起活来不惜力，又麻利又灵气，谁家要能娶到四姐那可是上辈子积了大德了。四姐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心里想着明年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到返城的名额，要让这面朝黄土背朝地的苦力活成为永远的历史。

秋天的时候，新麦子都磨成了面粉，看着雪白雪白的面粉，知青点的几个同学商量着要把新面粉给家里拿回去一些，口粮不够拿，她们就想办法用工分换面粉，每个人终于攒到100斤面粉时，四姐和其他三个同学决定用一个夜晚的时间把面粉搬运到长途汽车站，坐第二天第一班长途车就能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了。她们四个女生从头一天晚上8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多才把面粉一步一步挪到了长途汽车站，一共400斤粮食，她们两个人一组先一块儿把100斤一袋的面粉抬起来，那装面粉的麻袋细长有一人多高，走不到100米就抬不动了，麻袋要墩好立着放在地上，然后再跑回去把另一袋粮食抬过去，如此这般轮换着100米、100米地挪动，四个女孩硬是把400斤粮食挪到了汽车站，那一夜四个人都累得快趴下了，但心里却异常兴奋，五个多月没有见到父母家人了，现在终于可以坐上8点的长途车回家了，谁能不激动呢？坐上长途车，四个人又说又笑了半个小时，这才在座位上互相倚靠着呼呼大睡起来。

长途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终点站城北客运站，四姐她们纷纷下车，其他三个同学有的是家里人来接站，有的是家住的离客运站比较近，有直达的公交车可以回家，而四姐只得一个人把面粉弄回家，从城北到城南有一路18路公交车可以搭乘，她连扛带抱把面粉搬到了18路公交车上，好在是起点站有座位，四姐按司机的吩咐把面粉竖起来放到车后门处的空地上，自己坐在一侧的坐位上用两腿夹着面袋子，用双手扶住面桩，免得倒下来占用更多的空间，四姐就这样一路坐到了朱雀门站下车，然后倒6路车到小南门外，这就是离家最近的到站点了，但是，从小南门外到家里还有一公里多的路程，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利用的，那时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人力车，四姐把面粉抱下6路车后，便咬紧牙关心想就算连抱带扛也得把面粉拿回家。

秋日的阳光还是那么火辣辣的照射着大地，城里好像许久没有下过雨了，柏油马路两边的市政绿化土路已呈现出龟裂的纹路，中午时分热得人难受，四姐的上衣早已被汗水浸透，她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这100斤面粉挪到了家门口，那时已是中午1点多了，家里大人正在午休，一阵敲门声传来，我飞快地跑去开门，打开大门突然看见四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大叫一声：“榆姐！你咋回来了？你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高兴地看着四姐，激动得恨不能跳起来，四姐呼哧带喘地说：“桦，快跟榆姐把面袋子抬进屋，榆姐渴死了，快给榆姐倒水喝！”四姐满脸的油和汗，脸红得像紫红色，上身穿一件布衬衫，汗水浸透了的布衫子裹挟着灰尘已然成了花衬衫，下身穿一条草绿色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我接过四姐手里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背包，转身放在堂屋的桌子上，赶紧跑过去跟四姐抬面袋子，四姐说：“我把面袋子给咱放倒，咱俩一人一头儿，你两个手抓紧这两个角儿，可得使劲抬着哦。”我答应着跟四姐连抬带拖地总算把面袋子搬进了堂屋，这时，大妈、大伯和姑妈都来到堂屋，看着四姐满脸汗水的样子，无不心疼地拉着四姐的手安慰，大妈哽咽地说：“俺娃真是受苦了，这么大个面桩子你是咋样弄回来的？可怜的娃呀，这面让人如何能吃得下去呢？瓜娃，你真是豁出去不要命了吗？”姑妈说：“榆娃最顾家了，没去农村的时候俺娃也是干活儿最多的，快！先别说了，让娃赶紧先喝口水歇一下么，这么大的面桩子可是把娃累坏了。”四姐端过我递过来的水缸子一饮而尽，然后长出一口气道：“唉呀，一缸子水喝下肚算是舒服多了，回家真好！”四姐的脸上露出惬意的笑容，“妈、爸、姑妈，你们都不用难过，我在农村好着呢，我们那儿不缺粮食，从来没有饿肚子，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你们不要再为我担心了，我在农村就是想你们，想回家......”四姐说着说着，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大妈和姑妈都陪着掉眼泪，大伯在一旁说：“好了，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要干啥？回来就好！快回房子赶紧洗洗，浑身脏的都看不成了！”大伯又对大妈说：“娃出这么大力给咱把面粉扛回来了，一定累得不行了，肚子也早该饿了，你还不快去弄点饭让娃吃。”姑妈连声说：“对，对，弟妹，你快弄饭吧，四女子一定饿了，快让娃吃饭！”大妈去做饭了，我一直跟在四姐的身后，心里高兴极了，下午都不想去学校上课了，就想待在四姐身边，听她讲农村的见闻，四姐说：“桦，上学时间到了，快到学校去吧，榆姐在家等你，回来给你讲故事。”我只好悻悻地背起书包往学校去了。

四姐呼呼大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大妈叮咛我说：“桦，千万别吵着你四姐了，让她多睡会儿，你榆姐太累了，俺娃乖哦。”我蹑手蹑脚地在四姐床边来回地转悠，一点声响都没出，静静地等四姐快点醒来，内心期盼着四姐在家能多留些日子。

四姐在农村学了转盘子手艺，她把盘子放在一根木棍儿上用力一转，盘子就神奇地快速转动起来，四姐慢慢地把手里攥着的那根木棍举过肩膀，脚底下不停地来回挪动着步伐，那木棍摇摇晃晃支撑着盘子保持着平衡，四姐的转盘子杂技让家里人看得高兴不已，我更是对四姐心生崇拜，觉得农村一定特别好玩，要不四姐怎么能学了这么高超的技艺呢？只有大妈在一旁惊呼：“看把我的盘子打碎了，真是的！这可是细瓷盘子！掉到地上就摔碎了，一个盘子要多少钱呢？”四姐听到大妈的惊呼声，稍一分神飞速转动着盘子一下子从木棍上“嗖”地一声甩了出去，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刚才还在木棍上活龙活现的盘子真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几瓣，大妈心疼不已冲着四姐喊到：“看，盘子是不是摔碎了？！好好的你转啥盘子呢，好好的一个盘子败在了你手里，真是要把我气死咧！这下好了吃饭少一个盘子用！”其他人面面相觑，不敢吭声，大伯给大妈说：“盘子打了就打了，不就是一个盘子么，娃好不容易回来给咱表演个杂技，表演都看了，一个盘子就算是门票钱了，你还不用出门多好的。”大妈微微一笑，给四姐说：“快把这碎片扫了，别让人踩上去扎着脚。”四姐丢掉木棍忙去拿簸箕和笤帚，我向四姐吐一下舌头，连忙跟到她身后一块儿清理瓷片，四姐的“杂技”在短暂的喝彩声中结束了，让人意犹未尽，事隔多天后我还悄悄地央求四姐再表演一下，四姐说不敢表演了，上次打了一个盘子心里有阴影呢，万一又打个盘子大妈会不高兴的，我觉得四姐说得对，不敢再提此事，但四姐平生仅有的一次转盘子表演让我终生难忘，每每回忆起当时院子里那热闹和谐的场面还忍俊不禁，成为美好的记忆。

大妈说四姐下乡回来一下子长大了，懂事得让人心疼，从早上起床四姐就开始干家务，打扫院子、擦桌子、洗衣服、拆洗被褥，样样都干得有模有样。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洗衣机，拆洗被褥洗衣服全部要靠一双手搓洗完成，家里有一个大铁盆，直径约1米宽，深50公分，铁质厚重沉得需要两个人抬，家里大人洗衣服、拆洗被褥都用这个铁盆，通常大铁盆放在西上房廊檐下一个高约50—60公分高的四方小木桌上，洗衣服时就把小木桌跟铁盆搬到梧桐树跟前，里面放一块长方形的搓衣板，用腿把铁盆的盆沿顶在梧桐树干上，这样搓衣板就不会来回滑动，能吃上劲儿，双手用力搓洗就能够把衣服洗干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没有开发基本建设，建筑物仍保留着文革前的面貌，以平房为主，好多街道的平房破烂不堪早已成危房，每逢雨季或连阴雨，房子不是漏雨就是倒塌，油毛毡、石棉瓦在下雨时就成了紧俏商品，人们修修补补，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是常见的生活景象。市政建设也没有统一的规划，上下水管道的铺设没有入户，一条街道只建有一个自来水站，居民就近取水，由居委会安排专人看管，在指定时间内向居民开放，到点上锁关闭，这是当时居民生活用水的真实状况。水站一般只配有一个龙头，每到供水时间，整条街道的人们便排起了长龙，有用扁担挑水的，用暖水瓶提水的，还有用“钢金锅”端水的，繁忙的样子让我像印在脑子里一样，一生难忘。排队取水最怕的是有人加塞插队，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排队秩序，遇上脾气不好的小伙子还会造成打架事件，弄得鸡飞狗跳，为吃一口水让人苦不堪言，往往要由居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出面调停，事件才能平息。

南四府街西安晚报社旁边的水站是家里取水的地方，四姐拆洗被褥光是担水就得用去近两个小时，因为把一担水担回来倒进缸里，再去担水就得排上好长时间的队，第二担水才能担回来，把缸里担满后再多担两担就是洗衣服用水了，所以，比洗衣服更难的自然是担水了，干净水担回家，脏水倒在院子的渗井里随地下水流走，这算是方便的了，好多人家没有渗井，干净水担回来，脏水还得担出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80后人不可想象的。四姐拆洗一回被褥两个手要疼好长时间，手掌僵硬手指不能弯曲，就是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后来我长大了，小学五年级后，在四姐不在家的日子，我也经常给家里担水，记得家里的大水缸要担六担水才能装满，家里的小水缸担两担就能装满，我把水担回家，大妈或九姑总是紧走几步到水缸旁跟我一起把水桶抬起来倒进缸里，因为我个子小，一个人把水桶提不到缸沿上，大妈和九姑总是夸我“俺娃乖！”。

转眼一个月时间到了，在家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四姐又要离开家回农村了，分别让人难舍难分，那种滋味好像把我的魂魄掏空了，只剩下一个躯壳，在深秋的一个早上目送着四姐的背影，啥话也没有说出口，默默地看着四姐走远，我难过得眼泪直流，想追过去跟着四姐一块儿走，却还要上学，心里想着不知道四姐要多长时间才能再回来，那天，天空灰蒙蒙的，丝丝细雨随着秋风从天空缓缓落下，大妈、姑妈和九姑各自悄悄地抹着眼泪，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而压抑，仿佛世界都变得鸦雀无声了。

四姐回到农村，一个月没有见的同学们都高兴得又蹦又跳，大家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诉说着分别后的见闻，红艳说：“景榆，大队把知青点的日常劳动进行了重新划分，咱们被安排到砖瓦窑上班了，你说美不美？起码咱不用下地干活儿了，咱也算是上班的人了！”芍美说：“说啥呢？咱这能算是上班的人了？在这农村的砖瓦窑也能算是上班的人？上班要回城到大工厂去那才算上班呢，人家挣的是工资，咱挣的是工分儿！”说着芍美冲红艳做个鬼脸，俩人开始在屋子里追赶嬉戏起来，四姐说：“不管咋样，在砖瓦窑咱只上夜班，白天有大把时间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没等四姐把话说完，芍美抢着说：“上一晚上班，白天我只能睡觉，躺在大炕上摆个大字形雷打不动，睡它个晕天黑地！”几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春娟说：“芍美，你还摆个大字形，你过来！你现在给咱摆个大字形让我们先看看好看不？成天睡觉就你霸道，腿不是搭在这个身上，就是搭到那个身上，没人能治得了你了，是不是？”春娟话音刚落朝着其他几个人一使眼色，大家心知肚明一下子就扑过去把芍美按倒在炕上，春娟骑坐在芍美的大腿上，两只手死死地按着她的两个胳膊，芍美挣扎不过，咯吱窝挠痒痒的，挠脚心的，把手伸进脖领子里用凉手冰身体的，芍美被挠得大笑不止，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笑出来了，春娟说：“还敢不敢说你摆个大字形了？以后睡觉老实不？还敢横行霸道不？”芍美一边左右躲闪，一边大笑着哀求道：“再也不说了，哎哟，再也不敢了，我投降！投降！饶了我吧，我笑得快要尿裤子了，求求你们了，我认罪，以后睡觉绝不横行霸道了！啥都听你们的，我多干活儿少说话还不行吗？啊啊，求求放过我吧，别再挠我了......”大家终于放开手，芍美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整整被揉乱的头发和衣服，一溜烟地往门外跑，边跑边喘着粗气喊道：“我去上厕所，等我回来又是一条好汉，晚上照样睡个大字形，气死你们！”看着芍美跑出去的样子，大家都被芍美的话逗得大笑不止，异口同声地说：“看看，这就是现实版的拉住叫爷放开胡蹩！”

村里的砖瓦窑坐落在村西头坡上，那里原来是一片盐碱地，后来成了废弃的瓦渣滩，不适合种庄稼和蔬菜，闲置多年成了荒地。直到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12月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这片瓦渣滩才被起用，据知青点的村民们介绍，当时的大队支书郭书记特别有魄力，一心要给村里办件造福后代的实体产业，“抓革命，促生产”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次到北京窦店砖瓦厂了解逆流式隧道干燥工艺，到湖南长沙建材机械厂了解真空挤出机功能，在泾阳当地周边山村落实黏土原材料，郭书记不辞劳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勘察确定了窑炉类型和制砖设备，由西北设计院进行了窑炉方案设计，又历经层层上报和审批，终于在1968年底在这片瓦渣滩上建起了这个砖瓦窑，砖瓦窑建成试运行成功，阴郭村全体村民敲锣打鼓动，为自己村里有了村办企业而欢呼雀跃，然而，郭支书却因长期劳累，导致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经过几天的抢救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郭书记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阴郭村的村民们无不感到痛心疾首，为失去这位勤勉向上、为民办实事的村干部而奔走哭号，村里为郭书记举办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葬礼，表达对这位好干部最崇高的礼遇和追思。

砖瓦窑工作是24小时连轴转，人歇窑不歇，工作们都是一班8小时三班倒，因为一窑砖需要经过取土、粘土粉碎过筛、纯土加水滋润，反复和炼成胶泥状模盒成型阴干、砖坯完全干燥后，即可入窑烧制这四个步骤，还要满足烧制温度达到900°C—1100°，烧制时间在24小时—36小时才能开窑出炉，这样制成的是普通红砖，大多用于建筑物、道路施工等，需求量大，7、80年代一块普通红砖的价格在0.027—0.030之间，虽然价格相对偏低，但成本也低，砖瓦窑生意还是不错的。

青砖的烧制过程更为复杂，炉膛内的火色会经历由红到白到蓝的变化。工人们根据炉膛、砖、烟囱火候的变化来控制添煤量和次数，掌握烧窑的节奏。烧一窑砖大约需要35-38吨的窑街煤（是祁连山东延余脉一条5公里的煤带，被誉为"煤海之光"。这里出产的煤质特点是易烧、火旺、温高、耐烧，属长焰煤，发热量6000~8000大卡/公斤），点火后大火要烧2-3天，烟囱见红、见火了，要密闭5个哨眼，烟囱上要盖上砖。烟囱口开的大小视情况而定。8万块砖大约需要烧半个月时间。如见炉膛内的砖由红变白了，烟囱口冒出火了，就要“炝窑”。炉内加入大块煤，将火门用泥封闭，2-3小时后打开“翻火”一次，再加大块煤，封闭，如此反复3-4次就是“炝窑”，是提升炉内温度的冲刺阶段。接着就是“闭窑”，“闭窑”是将炉坑、炉门、烟囱全部封闭，迫使窑内整体温度散布均匀，让个别没烧透的砖烧透。12个小时后就开始“饮窑”，“饮窑”就是在窑顶的“下水田”（窑体的外围装入煤渣的顶圈）中饮水，使水通过窑体和哨眼续续渗透进入窑内。从窑顶上水，是用担子挑上去的，几百担水从水池连续不断地挑到窑上，是个繁重的体力活。三天后，划破下水田，开始从天井口饮水，使水直接浇到砖坯上，窑内的砖通过水蒸气的雾化冷却，使泥土中的铁不能完全氧化而生成低价铁，而低价铁是青色，所以这样烧出来的砖就是青砖，雾化冷却后24小时就可以开天井口出砖了。青砖的烧制时间周期长，对煤炭的要求高，所以，青砖的成本远高于红砖，其卖价也相对较高，一块青砖大约价格在0.27元，多用于古建施工及较高需求的民用建筑施工。

四姐她们上长夜班，工作时间从晚上11点至次日早上7点，从事较为简单的红砖窑炉的添煤、温度监测、砖坯码放、起窑出砖、环窑炉境打扫等工作，阴郭村建的是多窑眼窑炉，红砖窑炉按照温度的要求，要适时给窑炉添煤，温度不能过高，更不能过低，一切要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夜班不仅要坚守岗位，还必须在师傅的带领和教导下，一眼不眨地盯着窑炉温度监测表，不敢有半点马虎，起窑出砖时要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把烧制的成砖一块块儿搬到指定的地方码齐，使砖的力量均匀不易倒塌，这也是有一定技术要求的，才上班时她们几人精神异常紧张和兴奋，一晚上忙碌下来也不知道累，早上7点下班回到知青点，还要谈论一会儿心得体会，互相对看管的窑炉做些交流，只有芍美一回家便倒头就睡，任凭打雷下雨也吵不醒她。

当时知青下乡的政策基本是知识青年需要在农村劳动改造3-5年，期间不得返回故乡城市，知青不仅在农村要开展体力劳动，同时还要参加政治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在农村完成思想改造，从而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鼓励部分知青长期定居农村。

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知青们一波接一波地陆续回城安排了工作，四姐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迟迟不能回城，四姐在砖瓦窑工作三年多以后，她试着去找村长，希望村长在安排知青回城时不要遗忘了她，村长和他老婆人都挺好的，四姐跑得次数多了，后来只要有机会安排知青回城的时候，村长都提前给四姐通信儿，让四姐一定要好好表现，只要政策允许，他一定安排四姐回城，但是，漫长的时间里，安排回城的政策却一直没有改变，四姐总是没办法回城，期盼回城的日子遥遥无期让四姐和家人望眼欲穿。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以汪文风为首、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汉语研究室的另外15个同事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等人组织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起名为“童怀周”，意寓“同怀周，同心怀念周总理”，他们参与收集、编辑了1976年4月3日到4月5日自发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活动出现的大量诗歌，其中“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流传最为广泛，原文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骨沃中原土，魂入九垓舞；英灵在人间，长擂震妖鼓。”出自山西王立山之笔，表达了怀念周总理、粉碎四人帮的情怀，76年4月底在四姐探亲回家的时候，我跟四姐一人拿个拔火筒站在堂屋门口两边大声地背诵这首诗，一天要背好几遍呢，后来想想虽然我们没有条件能到天安门去亲历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但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向周总理表达了最深厚的怀念之情和期盼粉碎“四人帮”，渴望社会繁荣进步的愿望。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家乡去。知青们为了得到一张病退回城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升压灵来制造高血压；他们喝农药，把胃烧坏；他们连续干苦力活直到把自己累得尿血；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冰天雪地里不惜把自己冻得发高烧直至高烧不退烧成肺炎等等，这一切都只为能回家！只为能重回课堂拿起书本，如期参加高考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阴郭村四队的董新月是四姐的同学，在等待回城无望的情况下，新月与当地一个农民青年相爱了，他们结婚生子，新月在农村落户成了当地的农民，这一事件在阴郭村轰动一时，在知青中引起不小的震荡，颠覆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从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到1978年底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人，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他们支边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1978年12月在云南下乡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他们回城的意愿，成为全国知青返城的历史拐点。

1978年10月31日开幕—12月10日闭幕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整整召开了41天，会议出台的《知青工作四十条》决议里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回城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从而导致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的爆发。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了总编辑徐祝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解决知青返城问题当时已经迫在眉睫。“上到开明的中央领导，下到渴望返城的知青，无不被这个问题日夜困扰。”2008年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辛同志对中青报记者这样说。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粮吃。”一个“抢”字一针见血的把知青上山下乡回归到“容纳更多劳动力”的本质上来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这是符合人性的。后来宪法取消了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青年人回到出生地与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中学毕业生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务农，如果出于自愿，则另当别论也值得称赞，但以政权的力量强制大多数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且不能自由返回，就违背了民意，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对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自1978年到1980年，全国各地的知青陆续返回家乡，知青返城工作基本结束，1981年11月，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务院知青办合署办公，成立就业司，统管知青工作的遗留问题，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错误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给人们留下了一篇最朴素、壮丽的争取人权、争取尊严、争取公平待遇的诗篇，然而，不经历其中，谁又能理解当年知青下乡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苦难，谁又能解释清楚像董新月一样错为农妇的不堪？衍生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人间悲剧？惟能得到慰藉的，是他们用青春和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让人们牢记住一段隐忍、奋发、挣扎、拼搏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也让人们记住了“知青之父”赵凡同志，赵凡当时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临危受命，到一线处理云南知青罢工绝食的危机，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死守中央政府刚刚作出的《知青工作四十条》决定，而是尊重民意，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言，与地方政府沟通，果断推动决策的调整，这才使云南知青罢工事件平稳着陆，促进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进程，知青大返城说到底是民意使然！

1978年1月，四姐随知青大返城潮流回到了家里，结束了她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生涯，一家人终于团聚，四姐进到家门的那一刻，全家人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大伯说：“四女子终于回家了，再也不用往农村跑了，这么多年真是让娃受苦了！这次要不是党中央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落实知青政策，可怜的娃还是回不来呵！”姑妈照旧去佛龛前给菩萨和家里祖辈们烧香磕头，祷告四姐从农村平安回家了，祈求菩萨保佑一家人平安顺遂，再也不要骨肉分离。姑妈给四姐说：“国家拨乱反正了，你爸爸也平反昭雪了，‘四人帮’统治的黑暗时期一去不复返了，国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咱家的好日子也就来了，等你分配了工作好好干，咱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好政策！”

所幸的是按照知青回城政策四姐被招工分配到咸阳国棉七厂细纱车间学徒，凡是西安市户藉的知青上班还安排了宿舍，每天不用西安-咸阳两地奔波，从此正式开启了她的职业生涯之旅，那一年她24岁，四姐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她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从最初的清棉工序，包括开棉、洁棉、混棉、成卷；梳棉工序，包括分梳、除杂、混合、成条；条卷工序，主要任务是并合和牵伸，一般采用21根予并进行并合、牵伸，提高小卷中纤维的伸直平等程度，制成规定长度和重量的小卷，要求边缘平整，退解时层次清晰。再到精梳工序，包括除杂、梳理、牵伸、成长；并条工序，包括并合、牵伸、混合、成条，一般用6—8根棉条进行并合，改变棉条长片段不匀，把棉条拉长抽细到规定的重量，并进一步提高纤维的伸直平行程度，利用并合和牵扯伸，使纤维进一步均匀混合，做成圈条成型良好的熟条，有规则地盘放在棉条桶内，供后工序使用，然后到粗纱工序、细纱工序、络筒工序、捻线工序、摇纱工序、整经工序、浆纱工序、穿经工序、成包工序等，四姐把这些工序全都干了个遍，啥活儿都抢着干，车间里的哪道工序也难不倒四姐，凭的就是她对国家、对党的无限热爱，对工作的一腔热血，真正做到了爱岗敬业、爱厂如家，有时连续在厂里一干就是一两个月，实在累了困了才等到星期六下班坐59路长途车回家，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四姐就自食其力，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做好每一天的工作上，虽然平凡但却以自己坚韧的毅力诠释了不负青春韶华，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四姐在细纱车间一干就是21年，期间四姐于1980年1月在双方亲人们和工厂同事们的见证下与四姐夫结婚，四姐夫是咸阳焦化厂职工，咸阳当地人，四姐因婚落户咸阳，结婚后从厂集体宿舍搬出，与公婆同住，有了自己的小家，也成了一名咸阳市民。1981年四姐生子，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程序，那时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也算顺心和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1995年四姐夫单位福利分房，四姐一家从平房住进了高楼，装修房子、购置家具、布置新房，四姐都亲力亲为，生活环境和条件大大提升了。

1998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考察，与北京市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和下岗职工进行座谈，会后到北京市政府听取了北京市的工作汇报。朱镕基强调，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是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的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坚定决心，加大工作力度，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朱镕基指出，北京市要下大力气把工业生产搞上去，要对经济效益下降和亏损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尽快采取对策。搞好工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认真执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政策。现在许多企业人浮于事，不堪重负，一定要做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职工下岗分流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搞好国有企业的一项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后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广泛开辟就业门路。国棉七厂做为大型国有企业同样面临经济效益下滑，在职职工人数庞大企业不堪重负的问题，在朱总理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七厂执行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四姐及其他1000多名职工在这波“减员”中光荣退休，把工作机会和岗位留给了年轻人，按照知青照顾政策，上山下乡仍然计入工作年限，四姐连续工龄25年零9个月，1998年四姐44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光荣退休回家。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四姐25年的职业生涯说结束就结束了，是幸运也是一种遗憾，幸运的是早早退休，不用起早贪黑地上班了，遗憾的是退休了没有了职业的舞台，年纪尚轻就回归家庭，多少有点心有不甘。人生的经历总是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让人无奈又不得不顺应其变化，回头望去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变数，没有一帆风顺，也不会一直低谷，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地做出选择、修正和调整的过程。

1998年，我从国有单位离开进入民营企业已有8个年头了，民营企业势如破竹般的掘起与发展，让我从最初就业的惴惴不安已经转为完全适应，甚至游刃有余的状态，不仅对就业的灵活性感到自由和放松，同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冲动和热情，让我每一天的工作都充满自信和快乐，那是一家科技公司，我在公司任行政人事经理，掌管着公司行政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公司办公室管理、合同签订、办公设施设备及固定资产采购，到客户接待、车辆管理等，我事无巨细地忙碌着，各项行政事务类工作我都穿插着进行，丝毫没有出过差错；我同时还掌管着公司人事招聘、培训、绩效考核、工资社保审核等人事方面的管理工作，后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我借着工作之便，在单位给四姐谋了一个保洁员的岗位，四姐的任务是负责把公司办公区域和老板办公室卫生打扫好，要求桌面无灰尘无水印，地面干净无浮尘，办公班台、班椅定期保养，这些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虽然工资不高，却意义重大，不仅给四姐发挥余热提供了平台，而且，还能有一份收入补贴家用，四姐干得认真踏实，得到其他员工的一致好评，她一干就是四、五年，在平凡的岗位上给社会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有人说婚姻是一个女人的第二次生命，年轻的时候我不太这样认为，我觉得一次错误的婚姻为什么不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进行纠正和改变？大不了一切从头来过。但现在的我深深地理解这句话说得是对的！一场婚姻几乎决定了一个女性从女孩到母亲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全部的蜕变过程，这个幸福与否它将伴随人的一生，这相当于二次投胎。四姐算是幸运的人了，她与四姐夫已相守走过四十四个年头，如今四姐虽已年逾古稀，却依然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凭一己之力照顾着半身不遂的爱人，这一照顾又熬过了自己十八年时光。

那是2006年正月初六晚饭后，四姐夫洗完衣服说他累了，感觉手发胀，就去睡觉了，四姐以为是这几天过年劳累的原因，也没有多想。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四姐夫开始走路不正常了，一侧肢体无力且走路不稳，四姐赶紧将他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就医检查，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后告知病人出现了脑中风症状同时伴有脑梗，病来得凶猛，需要马上住院救治，四姐一听犹如晴天霹雳，赶紧回家拿来积蓄办理了住院手续，经过几天的紧张治疗，四姐夫终于脱离了危险清醒过来，但他口齿不清，语言障碍，最要命的是他右半边身子失去知觉不能动弹了，他醒来嘴里含混地说：“景榆，我这几天是咋了？我说话好像舌头打不过弯，你能听懂我说啥吗？......”四姐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说：“你好着呢，没啥事，就是要住院让大夫给你再开点药，咱住几天就回去了，回去吃药。”大夫嘱咐四姐，病人的脑中风和脑梗都已控制住了，但回家后的康复治疗是长期的事情，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种康复周期很长，也许是伴随他一辈子的事情。就这样四姐夫在医院又住了一阵后，待病情彻底稳定下来后，大夫给开了出院证明，四姐扶着半身不遂的四姐夫回到家中，从那时起四姐辞掉了外面的零工，全职在家照料四姐夫的饮食起居，四姐的生活又陷入到艰难的境遇。

在四姐夫生病之初，四姐整夜地守护在他的床前，每次翻身四姐都要拼尽全力才能把他翻动，为的是避免产生褥疮，每天早上起床还要帮他完成洗漱、更衣、喂饭，到了晚上还要擦拭身体、洗脚，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对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的人，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四姐每做一次都累得满头大汗，而受病痛折磨的四姐夫稍有不顺就发脾气，或者把脸盆打翻在地，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四姐能理解他的心情，很多时候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水洒一地就把它拖干净，有时候四姐夫实在做得太过分时，四姐也会崩溃大哭，然后劈头盖脸地骂上几句，事情也就过去了。

日子再苦也要继续，生活再艰辛也得过下去，四姐无怨无悔地担起了照顾四姐夫的重担，为了照顾好他，四姐在十八年里没有轻轻松松休息过一天，连到娘家姐妹们家里做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每年家里姊妹们吃年夜饭四姐都是要妥善安排好了四姐夫的所有事情，把吃的喝的都放在桌子上，叮咛好不能动燃气灶、不能开电烧热水等等，这才匆匆前往饭店吃饭，吃完饭又匆匆赶回，生怕四姐夫有什么意外。家里有需要外购的生活用品，四姐学会了网购，尽量不出门，尽可能不外出的就尽量不去，留最多的时间在家里照顾他。不得已一定要外出的话，也无非是给父母上坟、去药房买药或者买天然气、交电费等，外出的时间也不超过半天。十八年来，西安咸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四姐却从来不曾出去看上一眼，更别说外出旅游了，她生活的活动范围几乎方圆不超过两公里。

在这十八年里，因为四姐夫不能下楼，四姐便学会了理发，她从网上买来理发工具自己给他理发，时间一长邻居们都知道了四姐会理发的事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出门也请四姐帮忙上门理发，楼上楼下邻里关系相处特别融洽。十八年时间漫长又短暂，四姐坚持不懈地给四姐夫购买治疗脑梗的特效药，每个月的药费开销在2000多元，从来没有吝啬过，宁可自己少吃一点，药也不能买便宜的。四姐夫卧床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得过褥疮，身上也没有任何异味，全都因为有四姐在打理他的全部生活细节，穿衣、喂饭、理发、洗澡、剪指（趾）甲、入厕后擦屁股；每天房间卫生清洁、洗衣服、过年还要扫房洗窗帘拆洗被褥清理油烟机等等，一切都靠四姐的双手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也是四姐把生的买回来做成熟的，吃完饭再洗碗收拾干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姐从没有抱怨过，你若问她一辈子这样的日子你觉得亏不亏？四姐一定会笑着说：“唉，没法儿呀，谁让他是个病人呢？有啥亏不亏的呢？没法儿改变的事情咱只有适应么，我都习惯了，只要他听话不出事、不进医院，已经是我的福气了，我就全当侍候他是我每天的工作吧，挺好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也许是四姐的艰苦付出让上天为之动容，四姐夫的病情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他现在已经能够拄着拐杖在房子里来回踱步，虽然右手依然不能动弹，但自己用左手吃饭、喝水都没有问题，是四姐十八年的坚持、坚守，他们这个家才得以生存至今。四姐一辈子朴实无华，上学的年纪没有学到文化，响应号召到农村去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才算有了工作，却在最好的年龄被迫退休；退休后想继续为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又遇上四姐夫身患重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到现在四姐没有坐过高铁，没有坐过飞机，外面的世界似乎与她无缘，祖国的大好河山她没有办法去一饱眼福。为了照顾四姐夫，四姐舍弃的东西太多了，试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像她这般甘愿为他人舍弃自己全部的自由呢？

然而，今年已经70岁的四姐说她成天在电视里能够看到祖国的飞速发展，能够看到大好河山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高科技智能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她特别满足，每个月他们俩人有退休金足够他们的日常生活支出了，她特别感谢党和习主席的好政策，让她能享受这太平盛世的平安、快乐和幸福，现在只要身体好，只要每天都能健健康康的过好日子，她别无他求和奢望。

我与四姐60载姐妹情深，回想起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四姐坐长途车从咸阳到西安来看我，给我送的那件的确良花衬衣，让身处困难中的我有新衣服穿，我一直铭记在心。四姐每年都要给我父亲送他爱吃的萨琪玛、花生米和其它点心，后来因为老房拆迁及种种原因，父亲辗转搬家租房达六次之多，无论父亲搬到哪里，四姐总要带着礼物让我带她到租房的地方去看望父亲，她说只要来看一眼她的叔叔心里就放心了。四姐为看一眼我还在读高中的女儿，她到西安后还要倒几次公交车才赶到电子科技大学附中，因为“非典”学校封校，四姐只能远远地隔着玻璃窗看一眼还在上课的女儿，然后一脸满足地说：“看娃一眼我就高兴了，俺娃住校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坐车赶回咸阳。几十年过去了，四姐对我的关爱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我住得离四姐家很近，多少次下班前四姐都会给我发微信或打电话，说她给我买了特别好吃的东西在路口等我，让我下班开车顺路一取再回家。夜色笼罩下的城市街心，我开着车远远看见四姐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什字东南角的人行道上，她总是提前到达，害怕我不好停车，有几次乱大风，四姐手里提着东西站在路口等我，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让我心里“忽”地想起小时候姑妈在巷口等我放学的样子，何其相似，又何其不让人心生暖意和感激？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我的四姐一生不易，吃了很多苦，有丈夫却没有帮手，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有谁知道她隐忍了多少艰难困苦才把孩子教育成了社会的栋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一直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低调做人，厚道做事，把中国传统女性的人格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从不向政府伸手，从不给社会增加负担，把爱国、爱家、不离不弃的家国情怀以自己微薄之力发扬光大。我爱我的四姐，祝愿她在有生之年身体康健，尽享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吴景桦  初稿完成于202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