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牛郎织女的守护神（王剑利）

题记：

此文根据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北常庄村、牛郎织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继武老师口述，由我整理并录入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编写的《口述长安文化密码》一书，稍有改动。

《牛郎织女》作为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千百年来经久不衰，而由牛郎织女故事演绎出的“七夕节”——中国土著的情人节，也日渐成为时尚。随着原长安区斗门街道（今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境内牛郎织女石刻（当地人叫“石爷”“石婆”）相继被发现，前来观瞻、考证、祭祀、祈福的人络绎不绝，远非甘肃陇南、山东沂源、广州天河等地“牛郎织女”文化之可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多年，石婆庙在我父亲李平“主政”期间，曾一度达到了鼎盛时期，年收入布施香火钱十四五万元。每逢正月十七、七月七（分别为石婆庙动工和竣工之纪念日）庙会，长安、周至、礼泉、灞桥、蓝田等区县方圆百十里的人，婆娘女子前几天就呼朋唤友来赶会；石婆庙周边白家庄三社、南丰二社和常家庄三社“三村八社”村民也少不了前来助兴，呈现出“旗幡猎猎锣鼓喧，香烟缭绕祭神仙。国泰民安乃盛世，牛郎织女也团圆”的当地少有盛景。

如今想起来，我们斗门人、各地贤达人士和有关部门多年来为牛郎织女石刻的付出是值得的，尽管其中有艰辛，但也有欣慰——

民国时期，南丰西村的李润娃在自家地里吆着牲口犁地，“咯噔”一声，犁铧尖子折断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子在土里刨挖，想看看究竟。刨着刨着，一块挺大的石头呈现在眼前，再刨，竟然有了好似发髻、人眼、人脸、人鼻……他惊魂未定，赶紧用土重新埋上了。这消息不胫而走，村里人认为这里有神，便在这地方盖起了小小的一座房子。逢年过节，附近村子的善男信女们三三两两前来烧香祭拜，祈求五谷丰登和全家平安，在那个年代，这倒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斗门尤其是其境内的昆明池却是引人注目的地方，班固《西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曾一度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政府邀请苏联考古专家特来我们斗门地区探寻有关历史遗迹，力图破解班固著述中的这个“密码”。其时，被当地人叫“石爷”的石刻，位于现在斗门棉纺织厂后院石爷庙内；史书上的“织女”身在何处，究竟如何一个模样，在那时尚无人知晓。在时任长安县农民代表、村农会主任我爷爷李丰源的协助下，苏联考古专家一行来到了南丰西村人们烧香祭拜的田地里。经过勘探，结合史书记载，专家们最终推断，这里有石刻，而且很可能就是要找的“织女”。经过几天的开挖掏掘，一个埋藏了不知几百年还是上千年的庞然大物终于亮相了。专家们抚摸着这尊石刻，喜不自胜，为它重见天日庆幸不已。周边几个村子的人听到挖出了大石像，奔走相告，争相前来围观，欢呼雀跃，乐此不疲。

“石爷”的事早有耳闻，苏联专家便东颠西跑，来往于石爷庙和发掘现场，分别测量出了牛郎石刻和织女石刻的高度，仔细描摹其形象，多方考究其渊源，最后，制作了一块漆黑的木牌，用红漆写着：“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为训练水军，在今长安斗门镇一带开凿了昆明湖。池中刻置石鲸，两岸置牛郎、织女，以象征天河。两千多年的变迁，昆明池早已变为良田。仍屹立在斗门镇街东的牛郎和镇东六里常家庄村北的织女石刻，却准确地表明了昆明池东西两岸。牛郎石刻身高2.15米，底座与身宽相近，高1.25米；织女身高2米，底座与身宽相近，高1.20米。两者均为花岗岩圆雕，刀法粗犷，朴实浑厚，适当运用夸张手法，更使其形象动人，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 ”之后，人们又在就近的地方，挖出了如今安放在织女石刻一侧屋子的石炕、石枕，更加坚信了专家们对织女石刻的论断，尊称其为“石婆”。牛郎织女这对有情人终于遥遥相见了，他们的化身——石爷石婆被人当作神灵，村人在此重新修建了房舍。逢年过节，方圆几个村子的人分别在石爷庙、石婆庙里设置香案，燃香祭拜。平时，有大灾小病的，前来烧香布施；女人不生孩子的，前来求子许愿。

如此这般，织女石刻风风光光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熟料，几年后，破四旧立四新，反对封、资、修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凡是带有封建思想的东西都要统统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之势。当地群众即用盖房垒墙的胡基，把其封得严严实实，生恐为外人看见而遭到不测。当时，驻村工作组一名人员知道村民掩藏石婆之事后，滋事作梗，不久他的屁股长出了痔疮，自认为这是石婆对他的惩戒和报应。这事儿传出后，不再有人打牛郎织女石刻的主意，甚至，人人敬而远之。然而，还是有人偷偷到这里烧香祭拜。

一场场政治风波过后，人们拆除了封存石婆的胡基墙，明目张胆地前往石婆庙祭拜的人成群结队，不料，某人以“搞封建迷信活动”的罪名将此事反映到了有关部门。不久，西安碑林博物馆来人勘察，以1956年8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牛郎织女石刻”为重点文物为依据，出于对其保护力度的加大，做出必须将其拉到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决定。

时隔不久，博物馆又来人了，他们最初打算雇佣当地人完成这次搬运任务，可是，由于石婆体型过于庞大和沉重，又不好出手，更重要的一点，当地人认为那是神，故此，谁也不敢干，谁也不想干。村民们你推我辞。万般无奈之下，博物馆求助于有关部门，最后，由西安市看守所送过来数十名人员，才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经常听村里人讲，当时搬运工地的周边站了一圈荷枪实弹的警察，往外，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当地群众。只见坑里的那几十个人弯着腰，一声不吭，有人拿锹，有人拿锨，有人出主意，有人指挥，最终运用斜坡、滚木、绞杠等机械及其原理，又借用人力、汽车，把织女石刻请出地面，装到汽车上拉走了。虽然石婆走了，但是，并没有熄灭人们对石婆的信仰，村民们依然来到原地方，燃香焚蜡，默默祷告，而且互相讲述着有关石婆的事儿。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结束了，人们禁锢的思想解放了，斗门一带的群众走上了祭拜和寻找石婆的漫漫征途，他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前往碑林博物馆烧香祭拜。博物馆工作人员不答应吧，织女石刻是长安斗门的；答应吧，在馆内烧香不只是影响不好，还有安全隐患。于是，他们把织女石刻从大门不远处移放到了一个僻静的房子里，并上了锁。前来看石婆拜石婆的人看不到石婆，便在馆内四处寻找，严重地影响了博物馆的正常工作。无奈之下，一年后，博物馆将织女石刻拉运到了户县的草堂寺。因其体型高大笨重，又是石质材料，做工并非过于精美，草堂寺将其暂时安放在了大门内侧的一块凹地里，用包谷杆等柴草盖了。斗门镇人再来，博物馆人要么不理，要么说石婆不再那里。至于去了哪里，他们口径一致“不知道”。村民尽兴而去，失望而归，更加坚定了村民们必须找到石婆下落的信心。

北常庄有个叫朱应哲的，人称“聋子老汉”，一连多日，他背着干粮带着水，徒步于西安、长安、户县（今鄠邑区）、周至、咸阳等地的大小庙宇寺院，打听石婆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终于打听到了石婆在草堂寺，喜不自胜，非亲眼看一看这久违的神像不可。经他仔细辨认，断定这里的石雕确实是他所寻的石婆后，苦苦哀求人家归还，一次又一次，终究无果。他就动员村里人，人多势众，非请回石婆不可。那些日子里，热心人和善男信女们奔走相告，出谋划策，三村八社的人一泼一泼又来往于长户之间，好说歹说，乃至集体下跪求告，都无济于事。民间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他们便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周旋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终于在一位长安籍大领导的帮助下，碑林博物馆、草堂寺、斗门“三村八社”三方达成协议，同意物归原主，约定时间，先由草堂寺僧人和户县群众将石婆送到长户交界，再由长安斗门群众接回。在外漂泊了九年的石婆，终于在1986年七夕节前夕盼来了娘家人。这一天，白家庄、南丰、常家庄和周边村寨的人，开着车，敲着锣鼓，响着鞭炮，从长户交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迎回了石婆。数十里的路上，锣鼓声没停，鞭炮声没断，其盛况可想而知。

石婆回归斗门镇，遍地烟霞一片新。牛郎织女又团圆，斗门喜地又换天。又是一阵阵鞭炮，石婆迎回安放在了原址。后在我父亲倡议和带头下，群众集资，加上庙里的香火钱，在安放石婆的地方建起了五间大殿，之后又在其一旁修建起一间房屋，专门安放石婆炕。是时，除了我父亲外，刘生明、张建堂、罗升琪和张景文等几位管理员也是操碎了心，流尽了汗。之后，在县文物局指导下，我父亲又找人给石婆雕像加置木头护栏，后又添加玻璃护罩。

石婆庙有模有样，前来旅游的，烧香拜佛的，络绎不绝，有好事者，想象力丰富的，依据这些实物杜撰出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同时，也吸引来了众多的民俗学家、考古学专家以及有关人士前来研究考察，一下子，牛郎织女石刻名播远扬。2011年5月23日，牛郎织女石刻连同牛郎织女传说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乃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盛事。在后来的日子里，它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倍加珍视和保护，才使我们有幸一睹石婆风采，更加深深地陶醉于昆明池畔牛郎织女美妙的传说。

1988年，长安县文物局派雷银屏同志负责，罗龙海、杨清平、苍生成、刘发丁、刘荣怀、马文祥等人具体负责庙内事务。1994年，雷银屏同志负责，具体事务由刘顺荣管理，期间扩建起平板房八间。1999年，三村八社委派人员进行管理。由张景文、刘生明、张建堂、张建华、张景贤、李平、张宝元组成庙管会。张景文任主任，刘兴文任会计，马景贤、樊桂珍二人为出纳，建立了石婆庙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2003年，庙管会进行改组，李平任主任，张景文、刘生明、张建堂、张建华、张景贤、张宝元和刘顺荣任委员。2005年，庙管会由三村村委会及党支部接管，委托李平、刘生明、张建堂三人管理，李平任主任，刘兴文任会计，罗正义任出纳。2006年元月24日，时任陕西省人大副主任桂中岳、西安市副市长张道宏分别为牛郎织女石刻题词，同年日本友人前来考察。2007年元月17日，中央文化部专家刘锡成等三位学者专家前来考察调研牛郎织女传说并召开研讨会，之后题词。是年三月，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来长安调研牛郎织女传说，我的父亲在应邀人员之列。同年11月，向斗门街办文化站递交了将石婆庙改为老年文化活动中心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复，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石婆庙这一场所的应用价值。2008年，日本渡边名次前来考察。是年我父亲李平任主任，刘振喜、张建堂和马永印任委员。也就是这一年起，我们石婆庙石爷庙每一年都与长安区文物局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2009年，西安市副市长张道宏，市地委李鸣生，街道办宋亚森，姚建军一行前来考察。李成海、王德廉等书法家现场题写织女庙等匾额。2010年4月20日，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向石爷庙和石婆庙下发了《文物保护及假日安全通知》，由原先民间自发的活动形式转化为有政府参与和管理的民间正规活动。2011年，长安县文物局成立牛郎织女石刻管理所，分别为石爷庙和石婆庙挂上“牛郎织女石刻文物保护站”的牌匾，4月28日任命我父亲李平同志为该所负责人，任所长之职，6月8日，长安县文物局、斗门街办、白家庄、南丰、常家庄村委会、石婆庙管委会联合开会，同意我父亲李平同志担任牛郎织女石刻管理所所长。同年，政府出资，修建了石婆庙门前的“天河路”等。2012年7月6日，时陕师大教授、省民协主席付功振，市非遗办主任王智及多家媒体记者陪同国家非遗办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乌丙安一行前来考察。是年，为此付出了二十五年心血的我父亲李平因年老退居，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石婆庙一房一舍，一桌一凳，还有那经自己亲手打的水井，自己亲手对接粘合好的石碑等，无不留恋。至今，我父亲仍然不余遗力，关心庙内事务，接待前来考察访问的有关人士，呕心沥血寻访资料，并将其更多的影像资料和文本交到了昆明池管理处，以便更好地收藏和充分地利用。在我父亲离任后，由马永印接管庙委会事务。2016年，政府出资八万元，出版了《牛郎织女传说》一书。

提及昆明池，西安人皆知；谈说石爷婆，没人不向往。如今，长安斗门古镇再现我国第一座大型人工湖泊昆明池，实乃国富民强之象征；汉武大帝抬头挺胸，稳立船头，再现大汉雄风；以牛郎织女爱情为主题的“七夕公园“，游人如织，流连忘返；昆明池畔的牛郎石刻朴实憨厚，织女石刻歪头遥望……一道道景观，莫不是斗门人共同守护与传承的结果，莫不是普天下人共同的愿望与祈求。自古先贤仁士不吝笔墨，撰文歌咏，题词匾额，华严寺耀顺大师编著《织女庙资料汇编》，陕师大付功振著《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王作兆著《长安史迹纪略》，窦文斌著《寻访昆明池》，巴秦（张宽绪）撰稿《牛郎织女传说史册》，民间诗人魏有奇作《七夕牛织颂》，民间代表马康民、刘兴文等一大批热衷口述传唱之人……他们同样是牛郎织女文化的传承者，我这个后生，定当不负前辈期望，接好接力棒，将牛郎织女石刻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把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演绎得更加光鲜夺目，同时，我也希望借昆明池旖旎之光，使牛郎织女石刻及其传说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宣传和应用。因为，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是牛郎织女故事的传承人，都是牛郎织女石刻的守护神。

王剑利：长安作家协会理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文史员，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散文学会会员，《望月文学》杂志、 “悠闲雅趣”公众平台特约作家，《关中文学》顾问兼特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