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董颖夫小说创作论（赵德利）

董颖夫先生的《沣浪集》中共有19篇短篇小说（故事），是作家1973年到1982年间发表的作品。阅读完全部小说作品，我为作家把握时代脉搏，体验社会生活，扑捉时代亮点的文学审美能力所感动。19篇小说中点点滴滴生活细节与场景描写融合起来，分明是社会的生活画卷和作家人生的写照，展现了董颖夫先生的思想境界和审美风格。

二、酿构冲突巧于谋篇在感受生活的基础上艺术地谋篇布局，酿构和展开故事情节；在难以分解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力。董颖夫擅长撷取生活中的矛盾，酿构冲突，把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处理和无法调和的矛盾，经过选择、提炼、加工和叙事简化，艺术化地把握解决矛盾冲突的关键链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审美效果。创作于1981年的《张三老汉的心事》，是写农业生产包产到户的题材。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层面经过三年联产责任制试点，正在酝酿进一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董颖夫身在基层，最能感受包产到户政策连续性的重要性。他通过张三老汉与生产队续签包产责任制的心理变化，颂扬时代变革下农民的期盼和思想觉悟，揭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民的渴求幸福生活的大胆追求。小说以第三人称叙写张三老汉与儿子喜社在麦场上扬麦子的对话，揭示出队里包产户怕政策变化的谨慎惧怕心理。当社员大会郭社长宣布支持继续搞责任制时，张三老汉和会场上的社员激沸了。当年贵州作家何世光发表的短篇小说《乡场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写靠救济粮过活的主人公冯幺爸，大胆为乡场上民办教师的儿子和供销社会计的儿子打架作证，表明包产到户粮食丰足，农民腰杆挺起来了，相信党的包产到户政策不会变。比较二者矛盾冲突事件及其结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董颖夫思想敏锐，具有发现问题酿构艺术冲突的能力。当然从情节提炼来说，矛盾纠葛提炼得还可以更激烈更典型，以充分地体现时代背景下党的政策的必然性选择。《刘生与翠花》写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突破自由市场“思想禁锢”，敢于凭手艺赚钱。丈夫刘生在镇上卖面皮，媳妇翠花怕乡邻指责丢人而坚决反对。然而刘生用自己的手艺赚钱改变了生活质量的事实教育了翠花。小说没有一味制造夫妻冲突，而是将笔触探入心理，从人物视角分别描写夫妻两个人的心理变化，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这篇作品创作于1982年，综合来看，董颖夫此时不仅能够简洁有致的描述人物行动，而且长于人物心理描写，揭示人物心理变化，凸显了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继续生效的遗书》创作于1981年。人生翻转，时代命运，遗书见证。老革命江帆在县级人大代表民选中落选，国民党军人叶舟改造后行医救人却被选为代表。这篇万言小说通过一个省城记者的采访，记述了叶舟的人生翻转历程。在董颖夫所有的小说中，只有这一篇没有写“正面”人物，而将赞美的人生献给了人性再现的叶舟。这也不难理解，董颖夫歌咏时代，抒写农村变化，其目的还是还原人性本源。可以想象，如若持续小说创作，董颖夫的文学道路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反思阶级斗争的褊狭，赞美人性的光辉，揭示人物心理的奥秘，这些已露端倪的创作，预示着董颖夫艰辛美好的审美征途充满亮色。只可惜囿于时代的影响，他创作的大部分篇章都属于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还有待于随社会发展，审美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升。

三、叙事修辞初见风格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如何艺术地把握人称视角，讲述人生苦难或欢悦故事，是文学家最基本的审美能力。一般的业余作者往往采用作家的全知视角，掌控全局叙事说理，作品较少空白余韵，读者难得参与解读作品，获得审美共鸣。董颖夫在叙事上颇有艺术自觉，无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都以人物为视角，依据人物的个性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了作家已经具备的审美自觉性，十分难得。爱情是永恒的文学主题。但是在那个残害人性的岁月，爱情亦被打上阶级斗争属性的烙印。《野菊花》就以第一人称叙写两个老人申领结婚证为由头，继而转叙主人公民生和灵花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是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因为阶级成分的原因，民生与灵花相爱却被父亲阻拦不能结婚。为了让灵花得到生活幸福，民生制造“假死”以促使灵花“死心”另嫁，没成想灵花信以为真，为爱殉情真亡。民生两年后回村得知真相，撞死在灵花墓前，“整个身子倒卧在野菊花丛中”。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生动感人，作家对阶级斗争造成的人间伤害给予无情批判。作家第一次使用人称转换叙事，借此讲述故事，抒发情感和对那个时代泯灭人性的思考。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普泛化，一直是董颖夫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的主题，而那个时期（1979-1981年）主流文学还没有对此明确做出价值选择和判断。1985年底出版的《古船》通过资本家老隋家的历史遭遇，才第一次反思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董颖夫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感觉力相当前沿，已经把脉到文学创作的某些时代“神经”。董颖夫深居民间，对于民间叙事风格“自来熟”。他的作品擅于给人物取外号，用具有涵括力的外号寄予人物品性，实现隐喻功能。小说作品中这样的叙写比比皆是。《“钢锭子”和“刃片子”》中冯自本坑人出名外号“刃片子”，《苦恼》中的“四季闲”胡二狗、“抓一把”刘胡伸、“咬烂铁”山锭墙、“小浪漫”王蔓蔓等等，名字与外号颇为对应一致，不用多做解释，读来就会引人会心一笑，达到隐喻目的。民间叙事多象征。外号是一种比喻象征，《抓纸蛋》中的断案更有实际象征意义。糊涂官断官司碰上了是非精，一场好戏开始。《抓纸蛋》中“皂角树”张桂兰和“酸枣刺”胡桂青，糊涂官断官司碰上了是非精，官司越断越不清。后来还是老石经过调查采取了主人叫唤猪和鸡的办法，还猪仔和鸡于主人家。这篇小说颇具民间叙事土法，听着像笑话，实际上要说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民间智慧的结晶。类似的民间叙事体现了董颖夫一以贯之的基于底层生活体验的艺术精华。

                        2018年11月12日于宝鸡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