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允升执法如山处决拒捕太监

    生性和善审案如同聊天

　　薛允升(1820～1901)字克猷， 号云阶、云陔。陕西长安人。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刑部主事。任职六年，先后主持四川司、秋审处和律例馆，后升为郎中，加四品衔。薛执法公允，得刑部尚书信任，每遇重大疑难案件，常常交其承办。提督王汝贵以临阵退缩被捕，交刑部治罪，他按律拟定了斩刑，震动朝野。光绪三年(1877)由江西饶州知府调任四川成绵龙茂道道员。翌年，迁山西按察使。五年(1879)改任山东布政使，并署理漕运总督。六年(1880)任刑部侍郎。后曾任过礼、兵、工三部的侍郎。十九年(1893)升为刑部尚书。

　　薛允升出生于平民家庭，父亲薛丰泰是个循规守正的读书人(庠生)。允升自幼受父亲教诲，20岁乡试中举，清咸丰六年(1856)及进士第。居官41年中，除出任过江西饶州知府、四川龙茂道、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和任京官礼、兵、工部侍郎等，总共不到十年外，其余三十多年都在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尚书。他初在刑部任主事，不久调秋审处坐办(专管审核各省所报死刑犯人案件的官员)，又调律例馆(刑部里专门研究和解释正法和补充条例的部门)。他深知刑律之事关系民命，责任重大，要做到不放纵罪犯，不冤枉无辜，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善于剖析案情。因此他一到刑部，就悉心研究囚牢、刑律问题，上自《春秋》，下至历代法典乃至前人办案的各种专著，他无不披阅，成为法律知识丰富，精明强干的法律专家。

　　他任刑部中、下级官员时，同僚中每有疑难问题，都愿向他询问，他都能完满地给以解答。他所拟的文稿，别人很难改动一字，连刑部长官也多是画诺而已。

　　薛允升其所以步步升迁，主要凭办事干练，善断疑难案件。他在秋审处和任侍郎时平反昭雪了大量冤案，拯救了很多被地方官论死的无辜良民。薛允升身为掌刑之官，不只熟悉法律，善剖疑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生性和善，不会摆官架子，审囚时也不靠法官的威仪，不用刑讯逼供。当时人们议论说：薛允升提审囚犯时，好像老太婆与伙伴们叙家常一样，法官不像法官，囚犯也不像囚犯，以至于犯人敢于大胆地向他吐露真情。这也是他办案不冤好人的一个原因。

　　他平反的冤案不计其数，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同治八年的“吕二落水案”，有个名叫王宏罄的人，蒙冤拟斩，经他发现，排除重重阻力，调查复审，得到了昭雪；“江宁周五杀朱彪”一案，有僧绍棕、曲学如二人被地方官冤屈论死。他审批时发现疑点，亲自前往江宁复查，弄清了真相，开释了无辜，并将制造假案的地方官依法处治；奉天府官吏虐害百姓一事，他奉命查清实情，奏请朝廷对府尹以下官吏给以应得的处分。因此，他的声望日益提高。

　　清朝末期，政治黑暗，贿赂公行，清廉衙门很少。薛允升主持刑部后，首先整饬衙风，选贤任能，并定立衙规，严禁受贿、徇私情事，属员有违犯者，严究不赦。因此，在他的任期内，刑部衙风是最好的。

　　执法如山处决拒捕太监

　　薛允升执法如山，最突出的一事，就是处理“太监拒捕杀人案”。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太监李苌材、张受山、阎葆维等一伙人到北京大栅栏庆和戏院看戏时，因与别人争座位发生口角，竟仗势横行，打散群众，砸毁剧院的柜房。中成练勇局队长赵云起带人来弹压时，他们竟挥刀舞杖，李苌材砍伤了兵勇刘文生等二人，张受山杀死了队长赵云起。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一时间北京城里尽人皆知，民怨沸腾。朝廷究竟会怎样处理此事，市民们都在拭目以待。

　　光绪皇帝闻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立即降旨刑部“从严议处”。薛允升时任刑部尚书，他查清事件始末，按照清朝的法律，拟就了对李苌材、张受山等人分别处以斩首和流放边疆的判决，呈奏皇帝待批。不料太监总管李莲英为袒护其同类，请动了慈禧太后出面干预，力主从轻处理。皇帝屈从太后的意见，中途变卦，又下诏给刑部，指明以“伤人致死”之罪重新议奏。同时，李莲英也托朝中要人到处说情，让允升手下留情。

　　薛允升一贯执法如山，他为了严惩凶顽，伸张正义，平息民愤，不顾个人安危，严词拒绝了说情的要员，并亲笔给皇帝写奏章说：“太监杀人一案，臣部已按皇上‘从严议处’的旨意，拟定了判决书呈奏待批。现在却又降旨，要按‘伤人致死’条款从轻议处。臣部是问刑衙门，只知道查清案情，依法判刑，维护大清法律的尊严。太监杀练勇局赵云起，分明是拒捕杀人，根本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伤人致死，怎么能按‘伤人致死’定罪呢？更何况太监与平民不同，百姓们都知道我朝宫中家法甚严，太监犯法，从来都是加倍治罪。若违背法律，从轻惩处，百姓们不知道这是皇上的意思，还以为是刑部有意放纵恶徒。假如皇上认为宫廷里的不法分子应该肃清，太监犯法不宜宽容的话，就请按照刑部原拟的判决书批准执行；如果皇上想法外施仁，那就请皇上自行决定，愿意怎么批就怎么批吧！臣的刑部是不能背离朝廷的法律而改变原判的。”

　　这一奏章，句句有理，字字逼人。连慈禧太后也觉得无由再说。皇帝只好批准将张受山立斩，其余从轻分别法办。

　　遭遇诬陷愤然辞官回乡

　　就因为此事，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嫌薛允升不给面子，非常恼恨，竟唆使别人诬告薛允升有贪赃枉法的行为。但经吏部一查，薛允升为官两袖清风，所捏造的事情全是空的。后来，因为薛允升有个远在天津的侄子薛济有些不法行为，慈禧等竟以薛允升“不知避嫌”为借口，罢去他尚书的职务，降三级，调到宗人府当了一个小小的府丞(管祭祀的小官)。光绪二十四年，薛允升愤然辞官，回到长安家乡为民，达三年之久。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皇帝都逃亡到西安。是年末，刑部尚书赵舒翘被革职并判“斩监候”(死缓)时，又把薛允升召回任刑部尚书。时薛允升已81岁。次年随驾返北京途中，病死于河南。

　　薛允升对汉、唐、明几代的法律进行了认真研究，编成《唐明律合编》40卷、《汉律辑存》6卷、《汉律决事比》4卷，还将自己平时判案的笔记加以整理，撰成《读律存疑》54卷，其他著述收于《薛大司寇遗集》中。这些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学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