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肤浅的乡村记忆是一种罪过（吕维）

我是把乡村当精神家园的，但家园、故乡这类词语，于我而言，都好像笼着一层粘稠的悲观情绪。

《白鹿原》里，惩罚黑娃和田小娥的最重刑罚，不是用枣刺条子抽打身体，而是生前不准进祠堂，死后不准进祖坟。今天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或者很难以理解这种惩罚的巨大心理压迫。黑娃和田小娥的家还在村里，但人却成了孤魂野鬼了，世上还有什么刑罚比剥夺一个人的归属感残酷呢？

我之所以悲观，是因为自己虽然像麻雀一样，在城市的水泥缝缝里有了一处吃饭睡觉养育孩子的地方，但老家快要拆迁了，父亲的坟茔早在几年前就被迁往别处了，尽管村子还会存在，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我也没有办法找到三尺黄土，安顿自己行将老去的肉体和灵魂，我也成了孤魂野鬼了。

一晃荡，离家进城已经快二十年了，常常觉得自己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得再高再远，但线绳儿还系在老家大房的横梁上。每天混迹在人群里，经常会觉得小时候吃了萝卜红薯积攒下的屁还没有放干净，所以每天努力夹紧着尾巴做人，脸上贴一种纸花般的假笑，学人蜷着舌头说你好和谢谢。归根结底，咱骨子眼里还是个乡下人。早上刷牙，睡觉洗脚，饭前洗手，如厕后也洗手，总盼望有人能看见，证明我已经和他们一样。

城里确实比乡村好，热闹，亮堂，干净，晴天不扬土，下雨天出门不用担心踩上鸡屎和牛粪，眼之所及，都是杏眼桃腮杨柳细腰的姑娘，皮肤比乡下的女人白，甜腻腻喊你一声哥，人立即会骨头发酥腿发软。虽然城里的街道很宽，但我总觉得这是别人的路，没有自己下脚的地方。往前走时感觉不到在走，总觉得是挤。好不容易挤过去，还要再挤回来。秒针、分针、时针就这么一圈圈重复着，把人的生命放在洗衣机里来回搅，只剩下悲惨的苍白。

我在散文《槐树岭》里说过，说自己无时无刻都在担心，担心将来万一被人家看够玩腻了。到那时，不等别人踢，我就收拾摊子回老家，雨天对窗读几页闲书，晴天就打着牛屁股翻耕几畦田地，在父亲曾经耕种的土地上种上爱吃的蔬菜和庄稼，每逢秦镇有集日就掂半篮鸡蛋去换些油盐酱醋。每逢清明、农历十月初一和除夕，去父亲的坟头培几锨新土，用点燃的纸烟代替香烛，焚纸，磕头，再和父亲说说这些年经历的行世之艰和为人之难，老了就躺在父亲脚下，继续陪他抽烟喝酒，听他把小时候未讲完的故事讲完。

姑且先不论到底能不能回去，仅就怀念乡村、回归乡村这种情绪而言，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不然不会一堆人喊着：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鲁迅先生说过：曾经好过的，就喜欢回忆过去；现在好着的，就希望现世安稳；过去和现在都不好的，就想着革命。就目前我接触的人而言，喜欢回忆的人明显多于保守和革命的人。活在城市里，天天争分夺秒，岁岁年华虚度，让我们感觉倦累了；为点蝇头小利掐尺等寸，使强用狠，让我们觉得泼烦了；很多东西开始物化，金钱几乎成了衡量很多东西的唯一标准，让我们觉得郁闷了。甚至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该相信谁，甚至你都不知道你是谁，清早穿衣服就像穿戏服，生活如戏，人人都是影帝。人到中年了，心里还没有底，不知道挣多少钱才能老有所养，不知道买几套房才能老有所依，焦虑和慌张像泥沼一样将人吞噬，眼前除了黑，还是黑。不由的，我们就开始怀念那个粗茶淡饭，精打细算，但日子恬淡、快乐的时代和乡村了。

尽管那时乡村的日子依然穷苦。宽阔的沣河从村子西边缓缓流过，清亮亮的河水为两岸的土地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滋养万物的精气，乡民们都勤劳，终年鸡挖狗刨般在泥土里操劳，累得腰都快要贴到地上了，才勉强可以填饱肚子。我稍微能记事的时候，架在大队部门前大椿树上的大喇叭一声嚎叫，人们就挥舞着䦆头铁锨，扒拉了前人修建的大堰和引水渠，石头砌了茅坑沿，黄土垫了猪圈，人们愚蠢地拒绝了沣河带来的恩惠。

长大后，我走过沣河沿岸的很多村庄，发现几乎每个村子在河堰下都有一块低洼偏僻野草茂盛的荒地，只是有的村庄叫死娃坑，而我的老家叫狼市儿。沣河对她的子孙们始终是慷慨的，大田里水稻、小麦、玉米更替着种，坎坎塄塄的零碎地块里也长着活命的谷子、高粱和各种颜色的豆子，曲折漫长的大堰上有那么多能吃的树木和野菜，河滩可以挖到几十种能治病的药草，水里还有捞不尽的鱼蟹河蚌田螺，但令人想不通的是，总会有一些可怜的母亲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这些不幸夭折的孩子是不能埋进祖坟的，就用旧席片或是稻草帘卷了埋在荒滩。天还没有黑严实，芦苇丛里的那些狼就跑来刨挖……

表哥们去河滩胡浪荡，嫌我跟着碍事，他们就用吃娃的狼来吓唬我，说“日头落，狼下坡，逮住娃子当蒸馍，逮住女子当汤喝……”。我没见过那些狼。但沣河滩上确确实实有过狼，姥姥、舅舅，甚至我的母亲，都看见过狼，说样子像大黄狗，拖着扫帚一样的尾巴大摇大摆从人面前走过。不知从啥时候起，好像是一夜之间，那些狼忽然都不见了，再后来我问过姥姥，姥姥说：狼都托生成人了。

那时我只怕狼，还不知道怕人。除了那个爱提着我的脑袋拔萝卜蛋儿的秃子舅舅，其他人都像是有情有义的亲人。我妈有急事要出去，叫一声嫂子，就把我塞给了对门的女人一整天。

春天，巷道口有人用自行车或是架子车拉着芦苇编的大筐大声叫卖鸡鸭苗，那些无比精明的妇女就缠着小贩，非要他保证公母。买鸡鸭苗的都很豪气，被缠闹烦了，大手在空中一划拉，哎呀，毬大个事，鸡鸭苗你先拿去，秋后我再来收钱，母的一个三毛，公的白送，活几只，算几只，你看咋样？

鸟靠叫声，人靠名声。沣河沿儿的人们讲究的，就是个信义。老人们在秦镇卖旱烟叶、辣椒面，或是走街串户收废铜烂铁，用的都是一斤十六两的老秤,枣木秤杆上刻着十六颗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组成，告诫做买卖的人要不欺不瞒,否则,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就要折寿了。

我们无限眷念村庄，眷念的不是昨日的山，不是昨日的水，也不是昨日的太阳和月亮，其实是眷念心里那些亮汪汪的东西。

当然，美好还需要生冷来维护。我舅家东边的巷道口过去有口甜水井，全村几百口人都指望甜水井续命，于是声大面冷的马二爷就专门看守水井。马二爷要是看见谁家的牲口家禽进了井围栏，先是大吼一声狗日的，再一棍子抡过去，那些鸡鸭猫狗就非死即伤，完了主家还要给马二爷递烟赔笑。后来，遇见妇女躺地上撒泼，人们只需喊一声马二爷来了，那女的立马乖乖起身，她也怕老汉用拐杖敲打啊。再后来，马二爷被我写进了散文《甜水井》，我觉得人在想干坏事的时候，身后都应该有一声猛吼把人吓得打激灵。

过去，这声猛吼是由乡绅来完成的，比如《白鹿原》里的白嘉轩。这些白嘉轩们，既是乡村文化和道德的引领，也是乡村精神的引领。只可惜，这样的乡绅后来被消灭了。有一个时期，乡绅的角色由学校的教书先生来担当。但随着城市迅速膨胀和乡村迅速没落，学校和村里稍微能踢腾的，都进城了，有些村里没有学校了，即使有，剩下的那些人连自己的米汤碗都吹不凉，哪里还敢对着别人的碗沿噗噗噗呢！

现在的乡村，已经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情感记忆中的乡村了，熊培云对此忿然感慨：流氓遍地！遍地流氓！

虽然我也曾经无比憎恨，并万分庆幸自己逃离了村庄，但血液里渗透的一些东西，使我每每回望乡村，就像江河回首望着源头，总有一种悠远亲切的情感在心里燃烧着。逢年过节，或是亲戚本家过红白大事，我都尽量回去，揣着几盒好烟，撕开一个个挨着往过散。经常不回家，我要找住机会和乡亲们亲热亲热，哪怕是一支烟两句话一声笑，总算又贴了心。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客人，希望他们像过去那样待我，我不是城里人，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每次返回那乡村，睡在黄泥土坯炕上，盖着母亲晒得蓬松的被褥，鼻腔里满是阳光暖暖的味道，就像一个大人又婴儿一样退回母亲的怀抱。我无法割断自己与乡村的联系，每次看到熊培云的话心里都会难过，常常自问：好好的一个村子，咋就成了这样了？

《诗经·十月之交》里有句话: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尽管有一千个不愿意，但我明白，时代的潮流总是向前的，仅仅因为现在的精神困境，就幻想着让历史的车轮倒退回自我设定的农业社会，我觉得也是一只脑子漏水的呆瓜了。

现时的乡村已经经不起破坏与折腾了，乡村不仅需要物质的建设，更需要精神上的重建。但靠谁呢？我不知道，我目前能看到的，只有我们这些老根还在农村，心里还想着乡村的人。

我们就像是一列火车上的乘客，绝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的，车走哪儿，终点就在哪儿。但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人，时不时将头伸出车窗外看看前面的路，对司机指指点点，啰啰嗦嗦，危言耸听，惹人生厌——这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只狗在冲着飞驰的列车喊叫，喊叫着轮子已经悬空，但司机听不懂，也不愿意听，这让我们感到愤怒和悲哀。

地藏王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最该闭上眼睛的，都有如此慈悲心肠。看来，我们还得继续狂吠！

有人评论近些年的文学，说写来写去基本脱离不了村里的那些事，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做一个城里人。但一些人对乡村的描写，总让我产生一种以为自己怀孕了的错觉。我觉得，对于乡村的描写，一定要警惕一些东西。

首当其冲的，就是游客般的欣赏趣味。这种趣味下，勾勒出的乡村画面常会萦绕着非现实的气氛，即便是对痛苦的指认，也会带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意犹未尽的消费欲望。这种袖手旁观的书写心态，大概来源于作者不用为乡村承担什么，也不用为乡村做什么，乡村景物变成了一种表面的心理感觉，因而会过于轻松。与此不同，只有真正有过乡村生活体会的作者，才熟悉这种生活的结构和肌理，他们不需要那些所谓的审美观参与，就直接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东西。

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乡村仍然贫困，乡亲们仍然一肚子苦水，我们依赖肤浅的乡村记忆得到的幸福，其实是一种罪过！

                                                  3月25日 一苇轩

吕维，七十年代末生人，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长安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从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喜欢“有人心”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