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皓：周明印象

 还是前年初秋的一天，经西安朋友指点，在北京北四环东路一个叫芍药居的地方，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明先生。
    这位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基辛格”，是我省周至县人。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国作协《文艺学习》杂志社，1957年因该杂志与《人民文学》合并而成为《人民文学》工作人员，从一位普通编辑成长为常务副主编。1990年调任中国作协创联部常务副主任。1995年经老作家李准点将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任常务副馆长。在京53年，几番履职“常务”，肩负重任，周明先生凭借他的纯朴、热情以及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赢得了“资深编辑家”、“著名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种种桂冠。“到北京，办事找周明”，已经成为陕西人进京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律。尽管他公事缠身，繁忙异常，还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远山红叶》、《为霞满天》、《记冰心》、《山河永恋》、《那年冬天没有雪》等10余本著作。
    八时许，当我小心翼翼地踏进建立在芍药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时，周明先生已在前馆大厅正和两位工作人员说话。我急忙上前问候打招呼，他热情有加地回应着。当我们在南边一排沙发茶几间坐下来后，他用地道的西安话指着宽畅豁亮的大厅说，巴（金）老生前有两个意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已经实现了，对于后者，不少的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们联名提案，何时建？怎么建？我想中央会适时作出决定的。与他谈及文学馆的“馆徽”时，他伸出右手食指在空中画了一下，笑容可掬地说：“逗点——标点符号。喻示人生奋斗，特别是文学创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感到满足而画句号。只能是稍作歇缓，然后再拿起笔来，再干，再奋斗。”我静静地听着，细细地咀嚼体味着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迫不及待地谈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欲在京出版的想法。他略作沉思，翻阅着桌面上厚厚的书稿，笑着问我都读过什么长篇？三遍以上的是什么？两遍的是什么？一遍的是什么？有多少读过一半或粗略翻了翻？听我简要回答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读长篇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部长篇，总得让人看了，才能作了适当评价的。建议你不论那个社出版了再说，任何作品都要经过读者、经过历史考验的。说着，他看看表，说是10点还要和《新京报》记者约见，要我一道去他后边二楼的办公室。
    路上，他指着矗立在院内的数十件从西安运至的拴马桩，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赵树理、曹禺等文学大师的雕像，倾吐了创建文学馆前后的苦衷，并以为文学界朋友办了件实事而聊以自慰。我和周明先生在文学馆前一隅留过影后，随即他立即上了后园二楼。
    在他的办公室，周明先生即刻给他的挚友《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杨匡满打电话，要他重视和关照一下我的长篇出版事宜，接着应我要求，欣然写下了“生活需要文学，文学纯净心灵”的题词，并随手将他主编的几期《中华风》杂志及周至等地作者的作品转赠给我，并要我转达对陈忠实、李星等西安诸友的问候。送我到二楼电梯门口，已经是10时多了，我看着不远处窗前站着的女记者，急忙告辞，上三楼去观看各个作家文库的陈列展览了。
    回到西安，李星先生打趣地说：“周明会见陕西客人，从没超过半小时，你算是烧过高香了！”的确，北京一行，获益匪浅，和周明先生相见，不仅是一种机缘，更重要的是一位老作家、文学界的老领导对一个来自农村基层业余作者的至爱、提携和期盼。他在百忙中抽暇接待了我，对他说来，这可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一桩，而对于我，则终生永志难忘，将成为我有生之年坚持创作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