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诗意人生慰英龄--《英龄子诗文集》后记

诗意人生慰英龄--《英龄子诗文集》后记

安保仁

一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明个性。诗歌，便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最具个性的文明。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国”之美誉，蜚声中外。三千多年的诗歌长河源远流长，波涌浪翻，高潮迭起，蔚为壮观；在这诗歌苑囿里，生机盎然，才士辈出，流派纷呈，各领风骚。

在这样的“诗国”里，历来就有“诗教”传统，人人习诗，人人皆诗。孔夫子就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朱光潜先生说过：“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不但对于其他种类的文学有真切的了解，而且也绝不会觉到人生是枯燥的。”因为，诗歌除了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教人形成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并由此积淀陶冶出怜悯仁爱慈悲的人文情怀，熔铸升华为超拔弘毅博大的精神境界。

而我接受这种诗教的启蒙，则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儿时，就在父亲指点下诵背一些短小的古诗。常听父兄的诵读、议论和互相提问古诗词句，稍大一点时也常看他们写作的古体诗，耳濡目染，岁月熏陶，使我对诗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家境之窘迫，生活之辛酸，命运之坎坷，对诗歌的理解也就更为深刻。记得当时我在课后和家务劳作之余，还常把两位兄长的中学教材（当时的高中教材有一种就叫《文学》）的课文来看，诵读其中的诗歌，不少都能背诵。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白居易的《观刈麦》等。可惜，十年“动乱”，家里的书全被抄走了。我心中诗歌幼芽，断绝了雨露和阳光，压抑在巨石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动乱”结束，我上了大学中文系，才又得以亲近久违了的诗歌。我如饥似渴，我焚膏继晷，我溯源寻流，遍访古典诗歌里的“父”“仙”“圣”“魔”“鬼”“佛”等大家，诵读不同流派风格迥异的代表名作，沉吟玩味，含英咀华，吮吸营养。感受屈平之孤愤、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白居易之晓畅，王摩诘之闲适、陶渊明之恬淡，李清照之哀婉，苏东坡之豪放。下苦功夫背诵《离骚》《长恨歌》《琵琶行》《蜀道难》《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前后赤壁赋》等长篇名作。

用这样的疯狂恶补和拼命突击，来追赶十年蹉跎的岁月，来感受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兴”“观”“群”“怨”四大作用，来理解来内化中国古代诗歌所升华着所积淀着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心理、品格和智慧。才更充分地理解了父亲给我取名字的深刻含义，名我以“宝仁”，就是期盼我“以仁为宝”。因为“仁”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按儒家“天地之大德为生”，“生之性便是仁也”的主张，在中国诗歌史上，“仁”的根本精神就突出体现为“民胞物与”、“国身通一”、“天人合一”三大方面。

在那冰雪覆盖、风雨如晦的岁月，焚琴煮鹤，道路以目，读书诵诗尚且不能公然，更何况吟诗作赋，著书为文。但是诚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只要大地复苏，哪怕春寒料峭，也会争先恐后地冒出土地，钻出石缝，努力向上，发枝吐叶。我的诗歌写作也就成了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我没有打牌搓麻、唱歌跳舞、品茶聊天的嗜好，常却为读书写诗、推敲词句而废寝忘餐。我感受到了古人“三上”出好诗的痛苦与快乐，梦寐之中常得佳句好词；我效仿“锦囊佳句”故事，注意片纸记佳句，抓灵感；体会到了“为何年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戏赠杜甫》）的滋味。

《毛诗·序》开宗明义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的诗都是有感而发，写我心声，写我见闻，抒发真情实感，不做无病呻吟，不表阿谀逢迎，不事趋炎附势。

我用诗写自己在艰苦岁月的孤寂、忧伤、愤懑和期盼；我用诗表达我对生活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的意义追求；我用诗讴歌人间的真善美，讴歌家人、同学、同事和师生间的真情挚爱；我用诗表现弱势人群的艰苦与无奈，表现人们对健康幸福的追求；我用诗鞭挞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假恶丑，针砭社会上的浮躁虚夸急功近利政绩观。我用诗摩写自己有缘一览的名山胜水，情满于山，意溢于海，充分运用赋比兴，展开想象和联想，表达我对自然造化的敬仰；我用诗赞美曾经造访过的人文盛景，膜拜过的古刹珍宝，演绎游览过程道听途说得来的神话传说，表达我对人文遗产的欣赏和珍爱；我用诗评赏网友的诗文，回赠朋友的关切鼓励，升华友谊，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我用诗解读历史，凭吊遗迹，褒贬人物，评议是非，感怀逝者，并力图独抒己见出新意。

在诗的写作上，我非常崇尚国学大师闻一多的观点：“文学创作应该像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是格律，我们要跟着格律走，却不受其拘束，要戴着镣铐舞出自己的舞步。”写诗也应该“带着镣铐跳舞”——既要符合诗歌的要求、规矩，又要跳出激情，舞出精彩。所以诗作应该有字数、句数和用韵的限制，诗要讲究形式美，句数、字数相对固定，且求对仗、平仄音律，讲究字面的整齐性和音调的明亮感。美好的东西有一些约束会更美好。“出新意法度之中，寄妙理豪放之外”，此句出自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是苏轼对吴道子的画的评价，也是我创作诗歌的追求。我的诗作基本是七言、五言，以七言为主。短小篇什数量居多，但也有不少长篇，六七十行，甚至八十多行。我觉得长篇更适合于表达丰富内容，铺写宏大的题材。我努力追求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境界，使自己的诗作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篇幅短小的，不论五言还是七言，凡是以四句或八句呈现的，我都尽可能用绝句或律诗的格律来要求。篇幅较长的，在用韵上，有一韵到底的，也有中途换韵的，是用明亮的宽韵，还是低沉的窄韵，完全以诗作情感需要而定。但我的诗又不标以“绝句”或“律句”“古体”，以免囿于格律，自缚手脚，削足适履，影响意境。

现在我从多年来的诗作中选辑了248首，作为这本诗文集的第一部分，名之曰“诗部”。这些诗，按照内容大体分为“山水记游”“吟咏感怀”“情谊酬赠”“凭吊怀古”“评鉴针砭”等五个篇章，以方便阅读。

二

“文部”是这本集子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三年来为所写的有关文章20多篇。分为三个篇章：“深情厚谊”、“长说短论”和“桑榆云霞”。

在“深情厚谊”中，收录的是纪念父母亲，悼念姐姐，和叙写父女、师生真挚情谊的散文。其中，排在最前面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的两篇回忆性散文，篇幅相对长得多，也是我倾注心血的力作。认识感激父亲母亲的伟大、慈爱，人之常情。但这种感情表达的形式各有不同。三年前，接近退休，为父母亲进行了迁坟立碑。总感到有为父母亲写点纪念文字的必要，而且愈来愈强烈，不写出来，就好像沉重的债务没还一样，心胸郁结，背负巨石。前年写的时候，回忆往事实在痛苦不堪，选词造句实在艰难。每每想起，父母一生蒙受压抑屈辱，含辛茹苦地哺育儿女，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鲁迅语），指引孩子们走向光明的地方，昔日情境，又一一浮现眼前，便忍不住泪水夺眶，忍不住哽咽失声，多次不得不中断写作。半月前，进行整理加工，依然是不忍卒读，难遏悲伤，不胜感慨唏嘘。文章初稿写完后，我分别发给了兄弟子侄和几位联系方便的同事同学，让他们认识我仰之弥高的父亲和春晖无垠的母亲，以表达对父母的追思与感念。凡读到纪念文章的人，对我的用心都很理解认同，产生了高度共鸣，我感到了深深的欣慰。

这本集子取名为《英龄子诗文集》，其中“英龄”就是从父母名讳中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以表达我的“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感时念亲之意，同时作为纪念父亲诞生一百零五年、母亲诞生一百年的献礼。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有诗意！”另一位哲人说过：“诗歌为我们创造了另一种存在，让我们生活在别样的世界。”我想，人生的诗意，生活的诗意，既是指人的真性情，敢恨敢爱，真喜真悲，大彻大悟；也是指人的创造情怀和创造能力，具有自由自在的精神世界；当然更是指对生活对人生能积极地进行哲学的思考，超越自我，升华生命的质量。我把这样追求的屑小成果呈献给九泉之下的父母，父母定会感到欣慰。

在“长说短论”中，收录了我近几年所写的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评论、教育理论专著评论和一些篇幅短小的艺术评论和教育短论。其中篇幅较长的两篇值得在此说说。其一，《古风新天地，长歌真春秋----安正仁诗歌创作说略》，是我最费心力的一篇文学评论，我不囿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名人定论，突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等判决词，从中国诗歌创作实际出发，知人论世，由人论诗；从创作实践和诗歌本身出发，证明自己论点：诗歌创作如叶燮所言，须“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只要有这样的人，就会有好诗，好诗就做不完，“唐以后无诗”之论太武断了。其二，《教育就是艺术，艺术成就真人》是我为同学田建德的《教育是艺术》写的序，按原稿收录入集。文中在推介其人其书的同时，也搭顺车表达了自己对教育是艺术的看法。即：教育与艺术的许多相通之处，艺术那些作用于人心灵的特征和功能，是教育所绝对不可或缺，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教育又不是一般的艺术，它们之间有着诸多分野，不可完全等同。

“桑榆云霞”，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之意，收录文章全是在我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副产品。其中，《把握校本研修核心，立足专业自主成长——深化校本研修之我见》是针对时下校本研修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有感而发。表达的是，教师专业成长，要立足校本研修。而校本研修的重点在“修”，在自主修为；外出培训，专家引领，同行互助，组织支持，是必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时下不少学校、不少教师的认识和做法，是舍本逐末的。此后的两篇，是参加教育督导后的札记，不是遵命文章，不是反馈材料，是督导过程真实状况的有感而发。两篇文章都在强调校长队伍建设，校长职业使命。可惜，学校受到的干预太多了，校长哪里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校长队伍太不稳定了，校长如何形成并实施思想领导；教育氛围太过浮躁急功近利了，真正完整的教育实施起来阻力太大了。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教育人，作为一位曾经的校长，教育研究探索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知其难为而呼吁之。

三

这本诗文集的篇章之所以能够由少到多，进而结集成册，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几位兄长。我们经常一块儿谈诗论文，鉴赏书画，抚今追昔，感喟人生，他们的学养识见和创作实践，给我以很好的启示和示范。如何编辑这本诗文，他们给我了很好的建议。其中二兄正在创作他的又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在紧张写作中抽时间给我的诗文集撰写序文，兄弟情谊可见一斑。王运利先生作为资深媒体评论员，在看到我的诗文集后，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集中阅读诗文稿件，很快就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其中不无溢美过誉之词，可以看出他的一片勉励深情。

当然还有其他亲友、同事和昔日的同学，以及众多网友，我的诗文每每刚一呈现在博客或空间，就能看到他们及时上传的赏评帖子，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或打电话表达自己的见解或共鸣。这都给我很大的激励，使我的写作得以坚持，水平得以提高，数量得以积累，才有这样的集子呈现。在这里我必须表示衷心的感谢。

冷梦①女士是我的大学同学，身为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先后获首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唯一最高奖——特等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陕西省第5届文学奖、西安首届女作家奖等荣誉，已经成就斐然了。但出于社会责任和文学使命，仍自加压力，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去年开始，她到榆林市挂职，深入生活、采访写作、社会活动等日程安排很满。年前，因道路结冰，不慎滑倒，手腕受伤，至今还活动不便。但听说我的诗文结集，欣然为之作序，令我非常感动。

安黎②先生是我结交多年的朋友，他和我有着一段同样的人生际遇，在那人要颠倒是非淆的年代，同样因家庭出身和父辈蒙冤，受尽压抑，历经坎坷；同样在“动乱”结束之时上大学，于1982年毕业于师范院校中文系，进入高级中学做语文教师。不同的是，我一直在教育领域耕耘，他后来却转到到了文学创作领域，而且他的创作收获颇丰，文名遐迩。年前我去拜访他，说我正在整理诗文集，想请他写点东西。但听说他杂志社事务繁忙，并且文债累累，便有点犹豫。他却说“没问题，再忙，也要为老兄的诗文集写篇文章”，又使我感动不已。

还有张维佳③博士,他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身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授等多重学术头衔，和北京海淀区政协副主席等社会职务，日常教学、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已使他应接不暇，但他还拨冗精心为我的诗文集题写书名，以表昔日同窗之谊。也使我感慨莫名。

最后，必须要提及的是教育出版社主编助理秦桦女士，及她给我安排的责任编辑张峰主任，他们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娴熟的业务水平，为这本诗文集付出了辛勤努力。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当然，囿于作者学养水平和时间仓促，本书的错讹疏漏和其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正和谅解。

        乙未年春分日于菁华名门

注：

①冷梦，原名李淑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1级作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陕西省文化厅艺术创作中心创作人员，陕西省政协委员，荣获陕西省“三五人才”，享受中青年专家政府津贴。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文学剧本、美学论文论著共计400余万字。其作品先后荣获首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陕西省第5届文学奖，西安首届女作家奖，首届“先锋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唯一特等奖，还有美学理论研究论文、论著奖等。2003年深入陕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采访，以亲身感受写了报告文学作品《高西沟纪事》；2005年10月，又重返高西沟和当地农民共同生活，写成2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被誉为“谱写一曲绿色农业革命的乐章”。

②安黎，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散文集《丑陋的牙齿》、《不在路上走》、《我是麻子村村民》，小说集《丑脚丫踩过故乡路》，诗集《走进人的丛林》等。

③张维佳，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授，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教育部、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语言地理学、汉语语音习得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近年致力于语言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地理数据库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