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一方净土--中国花鸟画大家江文湛和他的红草园
编者按:江文湛是当今一位卓有成就的花鸟画家,自1993年开始,他就在终南山建设红草园。规划设计、植树养花、种瓜种菜、养鸟喂禽,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生活状态,与大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切给了他生命和自然的一种真切体验。那种亲身体验和感受所触发的独特视角,使客观的东西和他自身的理念、情感融为一体,达到了画如其人,画如其生活,画如其生命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以奇特的构图、遒劲的线条、夸张的造型、明丽的色彩、欢快的旋律为当今中国花鸟画艺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正如刘曦林先生说的那样:“他种花养花,种花爱花,是其艺术升华的重要原因。”本报就江文湛老师的相关艺术成就及他的红草园等诸多话题,进行了专访,现将相关访谈内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江文湛,1940年出生,山东郯城人,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后调入西安中国画院任副院长。现为西安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省文史馆馆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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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曾参加国家级重要学术机构主办的各类大展。著有《浅谈笔墨抽象美》等多部著作,出版多种个人画集,作品入选、入编各类大展和大典,散见于各类美术刊物。
1996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江文湛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继而在全国巡展。相隔十年在终南山红草园沉寂后的又一批力作,在“江文湛从艺五十周年”之际,又一次亮相于中国美术馆,并在全国巡展,得到了业界的赞誉和好评。艺术成就一直被全国各大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追踪报道。
记者:刚进入红草园,就有一股清风拂过的感觉,特别地清雅,这里的环境优美、质朴。我想了解,您当时建立红草园的初衷是什么?它对您的艺术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江文湛:提到红草园要从文化人谈起。作为文化人,特别是艺术家,从他的人生到艺术追求,都离不开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儒、释、道”三家思想。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说“中国的哲学是儒、道互补的哲学”。而我是特别崇尚“道家”的思想:“天人合一”。在这一方面,曾经获得“慕尼黑园林建筑奖”的“苏州园林”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画家,无论是画山水、画花鸟还是画人物,都应该与自然有一种亲密的接触。在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20年前,我就萌发了居住山林、贴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建设“近山”的想法。因为我是山东人,这最初的构想是山东省画院,当初是准备把山东籍的画家邀请到山东,然后再建山庄。后来这件事落空,这才促使我有了自己建园的想法。之后,我就回陕西几经考察,感到陕西西安的地理环境条件得天独厚,于是就选择我现在这块风水宝地。酷爱艺术的我见到山水、石头、树木等景物就感到特别兴奋,一兴奋就产生一种想创作的欲望。因此,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便建立了红草园。20年来,像农民爱护自己的庄稼一样我默默地耕耘着:种菜、种花、种草、植树、浇水……于是,在植树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会对树木、山石、泉水的形象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假如呆在城市,我所想所知的山可能只是概念化的山,不可能那样的具体、形象。比如,山石的形态各异;泉水的回旋婉转;树木的苍翠欲滴等。这样,我每天都和自然在打交道,在种树、种花、种草的过程中,我对自然界的生态便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这也让我在绘画上受益匪浅。所以20年来我所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得益于我的“红草园”。
另外,我也对当代的社会现实,作了一种冷静的思考,就是在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如何使画家静下心来进行创作,不要追求艺术之外的东西,诸如“名利”。我经过冷静地思考,就决然走进山林不遗余力地来完善“红草园”。
记者:在红草园的建设过程中,您有很多的体会,能谈谈您在这个过程中和您创作中的一些故事吗?
江文湛:艺术最能体现人的情感。古人云:“芍药有情含春泪”,芍药会哭吗?不会。这可能是诗人内心的些许忧伤:早晨起来看到芍药花头上的露水感觉像泪,于是这种带有伤感的诗句就创作出来了。这足以说明艺术和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投入到红草园的建设,体会着一年四季风晴雨露的变化,肯定会触及我的情感。四月份本应该是满园春色、春暖花开的季节,不想天有不测风云,居然在我的园子里下起一场一尺多厚的大雪,我辛辛苦苦种植的花草树木全都覆没。看着被大雪摧残的树木和花草,我心已碎。《雪中的海棠》就是当时所创作的代表之一,本来海棠花开的时候是没有雪的。这就是自然界给予我的真实感受。还有一些是我们生活中的情趣,虽然它不会直接对绘画有影响。但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这之前我是无法体会的。正如我爱梅花,于是我就在园子里种了很多梅花。到了三月中旬以后,梅花的花蕾才会慢慢地绽放,而花蕾在绽放的时候会自我淘汰,营养不足的花蕾就会掉落。有一次,我发现掉落下来的花蕾在跳舞,很神奇,引起了我的兴趣,也令我很纳闷:“花蕾怎么会舞动?”我就干脆捡起一个花蕾剥开,发现花蕾里边居然有幼虫。像这种自然现象是很值得去研究的,尤其是从事植物学的人去研究。当然,还有很多自然现象,都引发了我对绘画的思考,有时甚至也产生了创作诗词的冲动。别人养鸟,在笼子里;我养鸟,是在大自然里。我养的话梅每天七点钟在叫,叫声如婉转的歌声,非常动听。为了听得仔细,我就试着走到它跟前,没想到它一看到我就飞了。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吹口哨学它的叫声,结果它就不飞了,跟我一起叫,非常有趣。这些都是我的日常生活,而所有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有一次,刘文西老师问我:“你这棵树的树木结构穿枝怎么画得这么好?”我说:“我一出门,一睁眼就是树,那个树枝怎么交叉、怎么穿插,历历在目。一年四季我都在观察它的变化。”所以,不管是画梅花、梨花,还是海棠花,首先要解决好枝干的交叉和枝干的结构问题,而所有的花都附着在枝干上。枝干结构如果处理不好,整个画面也不会成立。因而通过对树木的长期观察,使我逐渐解决了处理画面枝干结构穿插等问题。同时让我也明白了树木怎样穿插更美,花怎样变化才好看,其疏密结构,花蕾与花的关系。如果枝梢上的花蕾多,那么枝干下边的花就绽放得多。这既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绘画的规律。
记者:有人说艺术家画得再像再好,也没有自然好,是这样的吗?
江文湛:这种说法不准确。前不久在汉中陕西理工大学成立方济众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大家在探讨方老的艺术。他们首先肯定方老的艺术是非功利性的。其次方老是有情感性的。方老是汉中勉县人,所以他对汉中的一草一木,包括房舍、池塘、水田等都非常亲切,都能够真实地去表现。方老在临终前,对自己的艺术反过来再审视、再反思时,他有了一种认识:他说,我回顾我过去的作品,都非常写实非常生动,也非常有生活。但它对艺术来说还有差距,真正能让这些作品进入到艺术殿堂还有差距。他的一番话,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你所看到的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花鸟鸟,都要进入你的心灵,变成你自己的审美,并经过改造,这就是齐白石说的“似与不似”。如果你要完全“似”,就媚俗了,就没有画外的想象和构思,没有更多的审美余地。要想成为你自己的东西,那么就要贯穿你的审美意识,融入你自己的思想情感,然后才能让欣赏的人觉得画面有意味,引起人的共鸣。
记者:刚才说到您绘画的经历颇为曲折,当过木工,当过童工,进过工厂。这些曲折的经历对您的绘画,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有的画家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表现的是生活的苦难,而您一直是表现得比较恬淡,或者是更加阳光?
江文湛:每个画家的审美趋向是不一样的。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是表现苦难的;著名人物画家郭全忠也是着重于表现最基层老百姓的苦难。这些,就是画家本人的一种审美趋向。而我的人生阅历也不那么的单纯,曾经经受过很多苦难,但是我不愿意去表现苦难。因为往事不堪回首,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心再受伤害。我总是喜欢向往美好,从我园子建设初期我就一直在向往着。所以我的作品要表现人的向往,表现一种美好的景象。使人不至于在看到你的绘画时用非常沉重的心去读、去体味。而读画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尤其是花鸟画,它实际上是赏心悦目的,不是让你回顾苦难的。
记者:这些曲折的经历,对你艺术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江文湛:不同的阅历对于绘画有着不同的影响。在我树立自己的审美观的时候,阅历只是背景,而有背景或没有背景,对于绘画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即使画面表现出明朗、明快、春光明媚的景色,但是笔墨里会多多少少体现出一些很深沉的东西。
记者:越经历苦难,越知道现在生活的美。您在上美院的时候,学习的是山水专业,但是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花鸟作品,尤其是我见到的都是花鸟,没有见到您的山水画,为什么没有延续走山水画这条路子?
江文湛:我在读研以前,是在西安特种工艺厂从事工艺设计,这个厂有很多人物、花鸟、山水画老师。当初在工厂时我就接触花鸟,后来考研的时候,是罗铭老师带的山水。因为当时花鸟没招生,我就报考了罗铭老师的研究生。1980年毕业后,我就留在西安美院国画系任教,当时国画系在花鸟教学上缺一位写意花鸟教师,于是这个教学任务就教给我了。当时,我对花鸟画的认识很肤浅,还不是很有经验,仅对文人画,文人笔墨有些兴趣。所以就感觉应该在教学中,首先自己先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教给学生。其实我担任花鸟画的课程和实践多了,自然山水画就放下了。
记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再做山水方面的探索。
江文湛:画山水画纯属偶然。经过我长时间的摸索,花鸟画的基本规律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期间也画过一些成熟的作品。一个画家绘画语言非常熟练的时候,完全靠经验,就会有艺术停滞的感觉。因为艺术是要靠非常新鲜的感觉,靠经验的绘画往往缺乏生命力。所以我最近在调整,但调整没有完全回到山水画。我是先从画“民居”入手,在找“民居”的语言。但我不能再步入方老那种很写实的路子,我要找到那种美与我心灵所追求的非常默契的美,来表现“民居”的审美艺术的绘画。而这种绘画,一,它不能完全写实;二,要充分发挥墨的感染力,要求墨的韵律是很美的,线、墨、局部的环境都要很美。这是我现在还在摸索的过程。
记者:您在花鸟画的创作上进行了很多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这使您的花鸟画显示一种独特的面貌,与传统的花鸟也有很大的距离,请您谈谈您在花鸟方面的一些探索。
江文湛:其实我的花鸟画是很传统的。我们学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仿某一位历史上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八大山人、潘天寿。因为这些大家都有着全面的学识和修养,他们表现生活往往带有很多他们个人主观的审美因素。齐白石说:“学别人要学人之所学。”不要表面去模仿,要学古人如何思考。在如何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这条路上,有一段时间,我是把路子走乱了。在1985年,我基本上是学习文人画笔墨的情趣,后来感到不够满足,不完全能够把我心灵所向往的审美境界表现出来,所以就想“寻找”。我认为“寻找”是每位艺术家的终身使命。如果画家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找到了,那么这个画家、艺术家就成熟了。如果他还没有找到,那就要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在我的寻找的过程中,我采取一个办法,就是把脚步走乱,什么办法都用,什么办法都画,无论是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有时候笔墨是这样画,有时候是那样画。不管怎样画,当你的脚步走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种脚步会适合你,这时你就找到了。然后变本加厉的把它完善,再注入你的作品里。这样从心灵出发,从生活出发,就与古人有了距离。而这时,你心灵的内心向往是与这个时代密切结合的,是时代造就你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审美方式、审美形式。我觉得学古人就要这样去学。所以我就在脚步走乱的情况下,下意识的发现自己的笔墨语言,再加上红草园给我的启示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影响和生活对我的启迪、启示,肯定是和古人不一样的,融入艺术作品的情怀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在我的画里边,有一种庄禅和现代感,因为本来我就学过色彩、学过油画,对老庄和禅学很感兴趣,在绘画中潜意识的把一些东西融到花鸟画里边。
记者:您刚刚谈到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延续传统的问题,那么到底怎样延续传统?
江文湛:说到延续传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是传统最根本的出发点。比如山水画,大家看山水画都是重峦叠嶂、烟云缭绕且很生动。但是我认为古人在注入山水画的文化精神是林泉高致。是追求一种出世的人生境界。
记者:您说花鸟画,特别适应您的心境,自由和舒畅。
江文湛:先说“林泉高致”,它也是产生于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道家思想是一种出世思想,出世到山林。携琴归去、琴棋书画这是一种隐世思想。所以他们在山水画追求“林泉高致”。高蹈情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我觉得它是张扬高洁的人品。我觉得一个画家特别是中国的画家,一定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精神,那就是“林泉高致”。
记者:林泉高致是中国山水画的精神,那么中国花鸟画的精神是什么?
江文湛:在花鸟画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花鸟画中所画的花和鸟,都是人格化的。我们经常画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有人说是在追求四种人格和精神,它们都是寄托了人格,是人格化的。比如说梅花在宋代有两种追求:一是宫廷画家,就是皇上专办的画院的画家,他们画园林里边培育出来的梅花,像南宋画家马麟,就是画一种富贵,表现出皇家贵气;二是北宋画家杨补之,崇尚道家思想,他几乎是一位隐士。他所要表现的是山野梅花。那种高洁、傲霜,就像陆游所写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这又是一种境界。所以花草,它一定要人格化的。
记者:郭全忠老师说你曾提到过“草图意识”,那么您如何理解“草图意识”?
江文湛:郭全忠曾给我说过一个问题。他说,在我创作的时候,比如画小稿时特别生动,但是如果把小稿放大生动就没了。其实这属于创作方法的问题。要探讨它就有必要提学院派的创作方法。学院派的创作方法是先做草图,然后交草图给老师审阅,老师审完后,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修改,改完后再定稿,定稿后就进入制作阶段。这里面有个问题,创作进入制作进入复制阶段时,就会丢掉原本的笔墨生动。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在笔尖,流露在宣纸上的时候是最生动的。那么当你在制作的过程中,在模仿草图上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是你生命中生发出来的那种生动的东西。
记者:这种草图意识,是否在您创作中真正体现?
江文湛:草图意识在花鸟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写意花鸟画没有小稿放大。它的创作过程是一起笔就进入创作状态,这就是我说的草图意识。
记者:请问您的绘画风格怎么形成的?
江文湛:对于我的绘画风格形成的因素。比如说我脚步要走慢、要寻找;要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我要建“红草园”等种种行为都很自然。那么在绘画上,风格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记者:尤其是中国写意画,有一种抽象的美,您怎么看?
江文湛:说起中国画笔墨的抽象美,要先从两位老先生的辩论谈起。一个是张汀,一个是吴冠中,一个说是“笔墨等于零”,一个说“笔墨等于一切”。笔墨等于零的概念是西方概念。吴冠中曾经说过笔墨在不表现形的时候,像雕塑,之前是一堆泥,什么都不是,它就是泥。只有经过艺术家的手来塑造出形的时候,它才能表现出泥的作用。他说笔墨表现一种形体,那么这时笔墨等于零,他用雕塑的泥来形容。张汀说“笔墨等于一切”,中国画丢掉了笔墨就等于零,什么都没有,中国画讲究的就是笔墨。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的谈话都有偏颇。吴冠中的观念,对中国笔墨来说不可取;张汀的话有偏颇,但是还是触及到了要解决中国绘画的抽象因素——笔墨的抽象美。记得我看过明末清初书画家恽南田关于用笔墨的说法:他说“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画的是丛林、树、山石、树木,笔墨必须附着在具体物象上。笔,就是画的形象。“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就是说画在表现物象的时候,我的笔墨个性、审美艺术都在里边。山水画的皴法,比如北宋的斧劈皴,元代王蒙的牛毛皴法代表了他的审美理想,他的心灵的审美趋势。说到这里,我想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解释笔墨形式。格式塔心理学怎么解决形与心灵的关系,叫同构说,同构说可以用两个人的画来形容,比如八大的山石是圆浑的,潘天寿的石头是方的、方直的,八大只有圆的石头,圆浑的石头和他心灵的审美达成了同构。潘天寿的方形的石头,和他心灵的审美同构,这就是格式塔的心理同构说。这样能不能解决抽象美的问题?这个抽象就已经在里边了。
记者:据说,您对古琴特别痴迷,那么古琴和绘画艺术有着怎样的关系?
江文湛:是的,我介入古琴大概有七年左右。中国讲琴棋书画,而且有一种说法“左琴右书”,琴为首。那么作为文人,为什么要求去弹琴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推崇以琴育人。还有玉,它温润无瑕,形容一个人的品格。如果人进入琴声以后,琴声使人心灵寂静下来。它就跟笔墨一样,很美。曲子的每一段声音,每一个单独的声音都是非常美的,使人进入一种美的境界,而且这种美应该是和古人对话的。所有的古琴曲子,大部分都是道家曲子,像《平沙落雁》,都是属于出世思想的曲子,和我的哲学追求、美术思想有点契合,所以我听到琴的声音以后就似乎进入了一种古人的那种境界。我们生活到现当代,为什么要进入古人的境界呢,这里谈到我对自己有一个界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艺术实践大部分是在建国以后,我界定自己,应该把自己不要局限于建国这60年,应该把自己摆在几千年中国文化中间,几千年中国文化这个链条中间的一员。可以在中国历史的链条中间,选取最闪光的榜样去学习,比如说苏东坡、陶渊明,这都是我的榜样。在学习前人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种怀旧感,就会对琴有一种共鸣,听到它的声音就像回到古代。
记者:您这是与历史上的高人雅士来对话了。
江文湛:就是对自己精神的陶冶,更帮助你去掉一些喧嚣的、浮躁的情绪。引用南朝梁、齐理论家谢赫的一句话,“绘画是寂寞之道”。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中国花鸟画和发展中国花鸟画,您有什么样的方向性的理解?
江文湛:好多人都认为花鸟画好像很好学,在老年学校培养一年都可以画了,其实并不是那样。绘画艺术是一门系统学问。比如现在谈到“道”和“技”的关系,“道”是大道理,宇宙之规律,是哲学规律;“技”是笔墨技术,是体现道的。
也说不上方向性,尤其是艺术,它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境和探讨的方向,因为个性不同。只是我觉得当前的花鸟画有需要探讨的地方。第一,我们不能去模仿古人。要学会古人怎样去思考,怎样去审美,怎样寻找艺术。但模仿对挖掘传统的技巧方面,特别在学院教学方面,我觉得是有益的,让学生知道传统笔墨的技巧;但作为画家,要创作艺术,我认为模仿是不可取的。第二,为了出新画、前卫画。前卫画是把西方的东西融入多了,这样的错误我在80年代也犯过。因为我原来是学油画,后来在八五美术新潮的影响下,想吸收西方前卫,就在花鸟画中融入西方的东西。看我80年代以前的作品,里边有很多不是传统的东西,其中色彩变形,笔墨也不是传统的笔墨。后来到法国卢浮宫看到欧洲的艺术以后,我就很坚定要回归传统,这就慢慢地把西方的东西减弱,也不是说完全不要。它也有优点,比如构成、色彩,还要适当的吸收。所以完全前卫化、西化是不可取的,应该按照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规律,从哲学思想体会中国文化精神,用“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活结合在一起“物我两忘”。古人画论里有“物我两忘”,就像我画梅花的时候,我就是梅花。
记者:您到法国看到卢浮宫以后,为什么坚定要回归传统?
江文湛:因为中国的艺术是写意的,欧洲的艺术是写实的,是形而下的。苏东坡拿红颜色画竹子,人家问他你见过红竹子吗?苏东坡说那你见过黑竹子吗?中国的艺术是“形而上”的,它不是完全写实的。谢赫六法论里的随类赋彩它只是类,这个类大概就是青绿是表现春夏。不像油画西方绘画的概念,它是比较“形而下”,比较写实。所以中国在笔墨,在艺术的思维上是“形而上”的。我是取中国的这种“形而上”美的艺术方法。
记者:您为什么特别喜欢画花鸟和自己内心释放的那种东西。有那么多画种,为什么后来就选择走花鸟画这条路?
江文湛:在研究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有好几个我们现在称为大师的,都是画花鸟画的。像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林风眠、八大山人,他们都是画花鸟画的。其实花鸟画,它与人性追求有关系。我们人性有一个主线就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人的本性是不能经受压抑的。我们从出生就开始追求精神解放,而花鸟画是最能够体现人精神解放和舒展的情怀。黄宾虹的山水画就是积墨法,点点积墨,一层层积墨。他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时间,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画到墨积到一定厚度后,它才能称其为山水画。它与个人的个性有关。
记者:能对作品《海棠鸽子图》讲讲您的创作背景?
江文湛:我在鸽子棚养了好多鸽子,很不幸前几年让黄鼠狼给吃了好几个。因为鸽子很生动,我就天天去观察它。我也种了几株海棠,其中有一株海棠开得非常旺盛。于是我就想着把它两个结合到一起画,鸽子我一般都画成白鸽子,海棠我画成很艳丽的胭脂色。这就是《海棠鸽子图》的创作背景。
记者:您是如何产生创作欲望的?
江文湛:当你产生创作欲望的时候,客体的形象肯定容易造成一种形式感。比如说海棠,我从无锡移过来的一株很大的海棠,每年花开得非常繁盛,它旁边有一桩梅花老桩,已经死了,留下黑黑的一个桩子。在海棠盛开的时候,我围着花在转。突然感到老树的粗犷与花形成鲜明的对比,立刻产生了一种非常生动的绘画语言和一种形式感,于是就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记者:请谈谈创作《花溪赋》的感受?
江文湛:我觉得石涛的诗:“武陵溪口灿若霞,一棹寻之兴更佳。归向吾庐情未已,笔含春雨写桃花”的境界与我的《花溪赋》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当春季山花烂漫,在和泉水组成一个景观时候是很感人的,就很生动地勾起我想表现的一种欲望。那么在画的过程中一定要表现出它的生动,表现出鸟在花丛中的那种感觉,还要把笔墨的运用和花的结构融合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花溪赋》。
记者:西画对现在绘画来讲,有一些影响,也就是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很多元素?
江文湛:西方绘画里边有一个设计叫构成。我们传统的绘画里边也有构成的因素,但不很明确。它的构成因素大多隐藏在技法里边。比如说树的串枝,它叫留眼,这就是构成因素。就是说在你布置树枝和树枝穿插的时候,要考虑穿插中间的空白,如果你只是从树干出发,那么空白就可能不好。用构成学来说,一定要把空白形成一种节奏感,像音乐一样,有大、有中、有小、有细,才有审美。所以我就吸收一些西方的构成。
记者:那西方色彩呢?
江文湛:对于西方色彩,这几年我好像回到传统更多一些。比如说我进口颜料也用,但是我选择接近中华颜料的,比如花青、赭石、藤黄、胭脂。如果用其它赋色的话,就不太像中国画。但是局部用翠绿、大红等,可能有些受西画的影响。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画的线条?
江文湛:线是中国绘画的造型因素、造型手段。中国画大部分用线来造型。我们翻看古代的绘画,都是人物画,人物画有十八描。十八描就是讲线的。要说人物画和线描的关系,中国画论说得有道理,比如“枯柴描、行云流水描、高古游丝描”。这些,都没有说到画人;“高古游丝、行云流水”,这不是画衣服吗,那和人物有什么关系?我后来发现,“高古游丝描”是要表现一个高古的人,“行云流水”是要表现一个潇洒,行如“行云流水”。“枯柴描”表现一个非常苍老的老人,或者是很苍劲的一个人物。要不然怎么会画人物只是十八描呢?这十八描里渗透着我们文化的精神。
记者:线条在您的作品中,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
江文湛:中国画的线是有要求的,线不能滞,不能滑,不能填。还有很多忌讳;一笔三折,一波三折是线的基本要求。线的这种性质和属性,最适宜表现人的情感。人的细腻、粗旷、欢乐、忧伤都是在线里边体现的。所以对中国的绘画,点、线、面都具备了它的人格属性和人物个性。讲笔墨、讲线、讲点,点线面也不只是线,它都是体现人的精神和情绪。
记者:线如何表现在您的绘画当中?
江文湛:我刚才就是说我的线在绘画当中,表现出我的个性,表现出我的情绪。线是表达情绪的,就是线里边除了表现客观的结构,表现物象结构,同时结构中间也要融入自己的情绪因素。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线表现出不同风格的绘画。文/薛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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