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失声

年前到现在，嗓子一直不好，不能长时间说话，声音会哑，痰会多，如果疼痛，也会吃药的，但，就是不疼，也就不会在意，我知道那是烟酒过量的原因，意志里控制自己尽量少抽烟，少喝酒，慢慢的应该会好起来的。但，在场合里，不会说是不合时宜的，说话就会不时的清桑，说着说着自己都感觉声音像破罐，难听且气力不够，久而久之，也便懒得说话，只听也是可以的，戏言我失声了。

有声的时候有什么好？遇事遇人好争辩？曾经也为自己有一幅好口才暗自窃喜，也曾百辩雄狮，滔滔不绝，气吞山河，乾坤在胸；也曾颠倒黑白，斗转星移，八鸽无言，乌鸦下树；然而，四十岁了，不也这么平庸无能么？不还在乡野一带黑混么？事实胜于雄辩，在事实面前，雄辩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三十岁没立起来，四十岁不惑？我常在思考什么是不惑，也曾请教很多已过四十岁的人，都没有满意的答复。失声的日子里我是这样总结的，四十岁更能看清以后自己的方向，四十岁就是一道分水岭。一种人四十岁正是扬帆千里的时刻，人家在四十岁之前铺的路，织的网，渗的渠已到火候，人脉，经验，积累均已成熟，四十岁以后正是收获的季节；四十岁更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一种人四十岁了依然没改变什么，人脉，积累，关系都没积攒，吃不饱也没饿死，一生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到头的，我就属于后者。

既然属于后者，雄辩又有何用？不妨安静下来，人贵自知，各安其命！

失声了好，可以不说话或者少说话，思考的时候会多。于是减少了出门的几率，看书，与高人对话不也挺好。前几日看了史飞翔的《学问与生命》深深的懂得当今的所谓文化人是多么的肤浅，民国时期，文革前期的文人才是真正的文人，梁启超，梁思成，蔡元培，胡适，陈寅饹，王国维，沈从文，郭沫若等等，他们都就职于北大清华等高校，在某一个领域甚至多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或美术，或建筑，或文艺，或文学，或考古，或篆刻，或历史，古典的现代的都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人没有能超过的，不亏为当代国学大师，虽然他们清贫，孤独，但骨子里高傲，自负，那种自负源于对自己的绝对自信，他们自己有时也相互诋毁，但是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专著，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绝对是高高在上的，无人能及的。而现在的所谓文人，教育家，哪个没有商业的心机？

文革以前北大清华才是真正的教育摇篮，是真正搞学问的地方，现在已经变味了，教育与经济挂钩，一切都是量化管理，注重了数字堆砌，外行人按固定的模式管理内行人，真正有学问的人发挥不了特长，真乃教育界一大悲哀！以前的教育人是为学生服务的，一切为了学生的需求，而现在的教育，包括教师都必须听法人，领导者的安排，注重声势，注重面子工程，要的是政绩，学生走入社会，真正能独当一面，真正有学问的人究竟有几个？

报纸，网络里经常看到“现在的高校校长不光是教育家，还必须是企业家，经济家”实质上是多么的可笑，学校的电工能当教育主任，复转军人当副校长等等，这中国的教育能改善吗？这种教育能脱贫吗？

这样想来，不说话也罢，说出来还不气死人了。失声了真好，失声了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失声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