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陵原诗圣故里“论辩”

作者：郭兴文来源：西安晚报发布时间：2007年05月17日点击数：

少陵原诗圣故里“论辩”

郭兴文

　　特别提示这次“富力杯•少陵原之风”本报发了一篇《“诗圣故里”原本就是少陵原》，想不到一石击起千重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读者们的热议。赞同者有之，还有些去巩县旅游过的读者还以眼见“诗圣故里”为实，给编辑部打电话，有些读者（也是征文来稿的作者）质问《辞海》及一些《词典》等权威辞书将杜甫定为巩县人，难道都错了？文章是不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故意给富力城地产开发商造势，进行新闻炒作？由于上篇文章是按征文规定的千字文所写，主要是针对大量征文来稿中，都把杜甫当成河南人来到陕西，客居或寄居少陵原的错误而写。当时限于篇幅未能作更详细的论述，为更为完整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报再次组织了这篇文章，予以详细论述。

　　“诗圣”杜甫的故里到底是哪里？

　　过去一般人们都认为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是河南巩县人。这完全是混淆了两个概念，就是“籍贯故乡”与“出生地”的区别。故乡是一个家庭及家族世世代代聚集之地，同宗血脉，枝蔓相延、代代相续；对一个人来说，乡音乡情、相伴终生。而出生地则完全不同，可以是故乡，也可能完全不是故乡。比如古代一个人千里为官，携带着家眷到外地就任，结果在当地生子，甚至一个时期在当地落户，但无论其家庭还是在当地所生孩子，一般不会认同当地为故乡，最多是把当地作为孩子的出生地，这是社会生活的常识。杜甫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而在一些学术论著以及一些文学辞典包括《辞海》等工具书，都是以出生地代替故里说，就以《辞海》杜甫辞条为例，不仅称杜甫是从襄阳徙居河南的河南人，还称杜甫“寓居长安近十年”。就在这次“少陵原之风”征文的来稿中也有很多文章都误以为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只是来长安后“寓居”或“寄居”于少陵原，最多是把这里称为杜甫的第二故乡而已。其实，无论从杜甫远祖的籍贯来看，还是从其祖父、父亲以及杜甫本人三代来考察，可以完全判断“诗圣故里”原本就是少陵原，而杜甫自己也是一直把这里作为故乡。

　　杜甫的家世溯源

　　杜甫的十三世祖为西晋著名的大将军兼大学者杜预，官居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在此任上连续给朝廷上表，要求发兵攻打东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他统兵攻克江陵，招降南部诸州郡，在灭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当阳侯。杜预堪称中国儒将中的奇才，一生居将帅行列，可是他“身不骑马，射不穿札”，也就是说他从来不骑战马，射箭连一层铠甲都射不透，更不会使枪抡刀上阵厮杀了。但是他统兵作战多谋略，当时号称“杜武库”。杜预不仅是大军事家，同时是著作丰富的大学问家，著有《春秋长历》《盟会图》《女记赞》等书，尤其是以研究《左传》著名。当时大臣王济会相马，因而特别爱马；和峤善于聚敛生财，也特别爱钱；杜预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便问他“卿有何癖？”他回答自称“臣有《左传》癖”，被誉为历史佳话。杜预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注《左传》最早的一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千古流芳的经典名著。在《晋书•杜预传》中明确记载“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西安市杜陵原人。

　　从杜预之后，杜家世代为官，杜甫在《进雕赋表》叙其家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家这十几代为官历史中，常携带家眷到某个地方做地方官，直到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作为一名七品官奉派到巩县，到任数年病殁于巩县令任上，他随任携带的家眷子女当时便滞留于巩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巩县应该是杜甫的出生地。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中进士后，朝廷委派到隰城县（今山西汾阳）当过一段县尉，便入朝为官，为唐初著名大诗人，“恃高才傲世见疾”，中间有一段因坐事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外，不久便被武则天召还，令他作《欢喜诗》，武则天读后很满意，授任著作郎，后迁直文馆学士，从此便一直在长安朝廷里做官。杜审言所留下诗作尽管不多，在当时却负有盛名，为人也恃才狂傲，自视甚高。比如有一次朝廷让他对官员的文章进行评判，他一出来对人说：“（苏）味道必死！”因为苏味道也是唐代著名诗人，后官至宰相。当时苏味道任天官侍郎（即吏部侍郎，武则天时改吏部为天官），杜审言居然说大唐王朝国家组织人事部副部长明日必死，听见的人无不大吃一惊，忙问他有何原因，杜审言出语更惊人：“明天他看到我对他文章批评的判词，就会羞死！”杜审言竟然还大言宣称：“以我的文章之优秀，就是屈原、宋玉作赋也只能成为我的部下；我的书法，就是‘书圣’王羲之再世也得北面拜我为师，作我的学生！”杜审言病逝于直文馆学士任上。当他病重时，著名大诗人宋之问、武平一都曾去看望他，可杜审言躺在病榻上还对宋之问等人说：“我受尽了造化小儿的苦（意思智商太高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活着，诗文与学问老压得诸位仁兄都出不了头；现在我快死了，可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能替代我的人！”

　　杜审言一生居官长安，死于长安。在唐书本传中虽溯源远祖杜预居官之地襄阳，记载为“襄州襄阳人”，而在《唐才子全传》中则直接记载为“审言、字必简，京兆人。”杜甫的父亲杜闲声名不甚显著，但史书记载也是长期在京城长安附近做官，曾任武功县尉、终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令任上。

　　据《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前“本襄阳人”是以远祖杜预居官之地为籍贯，后徙河南巩县当指杜依艺出任巩县令，杜甫出生于此。因为《旧唐书》修于五代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所以编写粗疏、错讹也较多，并且繁简不当，被历代史学家所诟病。所以，到北宋时，官居参知政事（副丞相）的大学者、大文学家欧阳修才决心重新编撰《新唐书》。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删除了《旧唐书》中这段关于杜甫籍贯的记载，显然对此不予认同或置疑。而此后辛文房在《唐才子全传》中另直接记载杜甫为长安“京兆人”。通过对杜甫家世的追溯以及正史记载异同的辨析，完全可判定杜甫故乡应是“京兆人”。

　　杜甫《墓系铭》简析

　　一般说来，除正史记载之外，墓志记载可补正史之阙漏与不足。墓志如果是在墓主刚离世之时所写，尽管可能会有对墓主品行方面溢美的谀墓之词，但一般还是比较详细准确的。分析了正史记载，不能不对杜甫墓志《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进行一番简析。为杜甫作此墓志铭的是唐代另一位著名大诗人元稹，名人写名人应该详实可靠，可是元稹为杜甫写的这篇《墓系铭》却又遇到了特殊情况。

　　杜甫晚年流落剑南，营建草堂寓居于成都西边的浣花溪。恰值唐代宗广德二年（763年），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为西南军事及行政最高长官。因为杜甫家与严武家为三代世交，从杜审言时就与严武之祖及其父严挺之都有交情；所以严武十分善待杜甫，不但把他表为参谋，上奏朝廷授予他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衔；还亲自到杜甫家里去看望其家人。可是，一代诗圣杜甫，也继承了乃祖杜审言的狂傲不羁的诗人性情，杜甫去见严武时，或很不讲礼貌地不戴帽子头巾，或“性褊躁傲诞”（《唐才子全传》），即性格急躁，傲慢放肆，行为怪诞；这些都不说了，杜甫更关键犯了一个致命忌讳，就是常常喝醉酒了以后，就登上严武的床，瞪圆眼睛盯着严武喊：“严挺之乃有此儿！”唐代“床”一是置于卧室相当于今天的卧床；二是置于正堂或公堂相当于当官的宝座。不论是那一种床，登床都是大忌；还有古代同僚平辈之间交往，相互都不直呼其名，或称字号、排行，或称官职；如称杜甫为“杜子美”或“杜工部”，直呼其名为不敬；更不能轻易触犯祖辈、父辈的名讳，别说直呼其名了，否则为大不敬。例如唐代另一鬼才大诗人李贺，其父名李晋，因为“晋”与“进”同音，便连进士都不能考。而杜甫直呼严武父亲严挺之的名讳不说，还说“严挺之乃有此儿！”实为大不敬。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这句话不顾当时社会风俗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引《云溪友议》所记严武少年时，因其父严挺之宠爱小妾而冷落其母，便槌杀其父小妾玄英，还坦然回答其父责问。严挺之反而高兴地说：“真严挺之之子！”郭沫若认为“严挺之乃有此儿”并不是什么侮辱的话，是“真严挺之之子”这句话的翻版。但忘了“名讳”是别人讳，自称不讳。再者严挺之的话有夸自己儿子像自己一样有种的意思，杜甫作为下属当然绝对不能如此说。其实《云溪友议》还记载当杜甫趁醉说“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时，严武“恚目”怒视良久，反击杜甫说：“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大笑，以弥合两人的话语冲突。严武当时说：“与诸公一起饮馔，图的是高兴，为什么要侮辱及祖考！”

　　严武又是一介武夫，性格暴烈，耿耿于怀，焉能容忍？所以对杜甫动了杀机。也是杜甫命不该绝，有一天严武想杀掉杜甫，在门口召集官吏；严武怒气冲冲正要出门，他的帽子被挂门帘的帘钩连挂住了三次，可以想像严武当时愤怒之极的心情。也就在此短时间里，有人跑到后堂告知严武母亲，因有三代世交，在其母阻止下，杜甫才躲过了这一劫。当时又值蜀中大乱，杜甫便逃难出蜀，一说是严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杜甫过三峡顺长江而下，又到沅江、湘江，为想登南岳衡山，暂住耒阳，游览南岳庙时，突然发了大水，十多天找不到吃的。耒阳县令备船来迎接，才得回到县城。县令摆设烤牛肉和白酒招待，杜甫吃得饱胀、喝得大醉，晚上就突然去世了，享年59岁。

　　杜甫是逃难而出，死于流浪途中，只能暂时“旅殡岳阳”。《旧唐书》记载杜甫“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墓系铭》为“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宗武；都未做官，也没有以诗成名，完全流落民间。杜甫逝世不久，其子宗武也流落湖湘而死于江南，其另一子宗文下落不明，史书阙载。《旧唐书》也记载“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稹撰墓系中，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也就是说到了杜甫逝世四十多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迁葬杜甫遗骨与夫人弘农杨氏合葬于首阳山（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墓系铭》）而当时杜嗣业已经是沦落为社会的最下层，不但“嗣业贫无以给丧”，而且“收拾乞丐，焦劳昼夜”，穷得像乞丐，不分白天黑夜的辛苦“焦劳”，靠打工谋生，连文化人都谈不上了。杜嗣业来请求时任江陵士曹的著名大诗人元稹作墓志铭，对四十多年前的祖父家世回顾只能是大略而不会很精确。而就这个《墓系铭》简略地叙其世系为：“昔当阳城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世系倒是简略清晰，并没有定杜甫的籍贯为巩县人。

　　那么，现在正本清源，追问《旧唐书》记载原始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编撰《旧唐书》时主要依据是《唐实录》，实录是宫廷史官根据朝廷重大活动的原始记录，相当于档案材料。但是，杜甫当时官职卑微，能进入《实录》可能只有两件事，一是献《三大礼赋》，二是唐肃宗时，上书救房琯。关于其生平记载不可能详细。对杜甫籍贯生平方面记载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墓志铭。《旧唐书》依据的很可能是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因墓系铭写到“依艺令于巩”，其家眷流落巩县，便在史书中演绎写成“徙河南巩县”了。如果杜甫把巩县认作故里，死后也应魂归故里，归葬巩县才是。可是杜甫却葬于偃师首阳山，因为其远祖杜预死后葬于此，所以杜甫死后四十多年后，其孙才将其也归葬祖茔。

　　少陵原杜甫房屋田产考

　　杜甫是长安“京兆人”没有问题，再进一步分析，杜审言一生在朝为官，杜闲任奉天令多年终于任上，在京城长安应有居处产业，而且就应在其祖籍杜曲杜陵原一带。在唐代时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唐代杜曲杜家的名人辈出，如写《通典》的三朝宰相杜佑，写《阿房宫赋》的大诗人杜牧等。杜曲少陵原本是唐朝时高官显贵聚居之地，当时在京城长安“居大不易”，而这里则更堪称是“高尚社区”的住宅区。可是，杜甫却于天宝五载（746年）来到长安，不久就住进少陵原，并且在其周围一住就是十二年。

　　杜甫到长安后科举不第、求官不成，穷困潦倒，甚至到了“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的地步，自称“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怜百结”，在杜诗中多处写到自己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穷困窘状，却从未在诗中说过租房赁屋之事，也没有在这里卜居建宅修房之事，说明他是继承有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房屋田产。这绝非笔者臆测，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哭穷发牢骚时还写道：“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以杜甫当时的经济困窘状态，不可能自己买田置产，只能是继承着祖上的房屋田产。

　　杜甫为什么会在“杜曲幸有桑麻田”呢？除继承祖业外，我们还得按照唐代初期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去分析。唐代的“均田制”是国家政府按等级来分配田地的土地制度。“均田”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老百姓十八岁以上丁男，授口分田（按男力）八十亩，永业田（可传后代继承者）二十亩。老男、残疾口分田减半；妻妾妇女及和尚、道士、尼姑都按人分有三十或二十亩田地。按此规定，杜甫在出生地巩县也按家庭人口应授有一部分田地。可是均田制的另一个层面是贵族及官僚授田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永业田一百顷到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永业田六十顷递降到二顷。朝中散官五品以上授永业田同职事官。武官还另有等级授田规定。同时官员还作为俸禄补充的职分田和补充办公经费的公廨田，这两种田不能继承。仅就永业田而言，官比民占有的田地要多得多。此外皇帝对所青睐的官员还可以另外赐田。如给裴寂赐田千顷，李眅得赐田五十顷等；杜审言做朝官虽然品秩不是很高，毕竟是女皇武则天喜欢的大学士，即就是皇帝并未另外赐过田，仅其所授永业田也比民田要多好多倍，再者他完全有条件和理由从祖籍少陵原求得永业田产。及至杜闲官至奉天令（地位似应高于县官），最低也是七品官，也应授有永业田。如果与巩县所授民田相比，则巩县所授民田完全可以抛弃或忽略不计。在唐高宗时还多次下诏严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唐会要•均田》），即严禁土地私人买卖。当然，到了唐玄宗时，多种历史原因使“均田制”已遭到一定破坏，主要是官僚豪强兼并强买民田。所以连杜甫诗中都动过“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重过何氏五首》）的心思，只是无财亦无势没买成而已。而杜家在杜曲樊川少陵原一带属天子脚下，再者，毕竟两三代都是官，不是一般草民。所以杜甫“杜曲幸有桑麻田”就应是前代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永业田。有学者在关于杜甫的专著中为否定杜甫在少陵原有田产，甚至以杜甫“归山买薄田”诗句来否定“杜曲幸有桑麻田”诗，认为是伪作。基实是因纯搞文学史而不了解唐代土地制度———“均田制”而想当然所致。唐代继承“永业田”是合法的，而买田倒是非法的。

　　如果说杜甫在这里没有房屋，自己修建房屋居住，那肯定会作诗文纪录。比如杜甫流寓成都建一个草堂，修几间草房，便写了《卜居》《一室》《堂成》《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茅屋赀》以及名满天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很多诗；别人在他修草堂时资助给一点钱都写成诗，在少陵原如果修房建屋岂能无诗？

　　杜甫在少陵原住的房产是什么样呢？杜甫在太子家令李炎来访时作《夏日李公见访》诗中说到自己居处“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而“类村坞”正说明不是一般乡民所住的“村坞”，最多是相似接近而已。而“僻近城南楼”也正是少陵原边，与城南阙楼曲江相接处，是高官居住的好地方。当然，其祖父杜审言虽为朝官却品秩不算太高，而其父杜闲为奉天令，给杜甫留下的故居房屋不会太好也可能年久失修有“类村坞”之处，与周围高官显贵的豪宅相比已经破败不堪，他才在诗中感叹“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曲江三章章五句》），所以要移居南山边了。

　　诗圣本人的认同感

　　前边谈到故乡与出生地区别，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本人对“故乡”、“故里”的认同感。如果在某出生地、或居官之地待久了，产生强烈认同感，也可以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对待。问题是在诗圣杜甫的诗文中找不到把出生地巩县认同为故里的记载———哪怕是当做第二故乡也没提到一句。

　　相反，尽管在少陵原仅仅只待了十余年，这里既是祖籍所在地，也是他的家园所在地，所以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尽管杜甫在这里生活得很不得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求官不成，穷愁潦倒。这既有朝政黑暗的因素，也有诗圣个人性格上的问题，可是他本人始终把这里作为故乡。仅从杜甫名号上就能说明这一点。古人常以故乡故里的郡望为名号，来表明对自己故乡故里的“认同感”；如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杜牧称杜樊川等；甚至其诗文集也以故里郡望命名，如《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樊川集》等。可是杜甫一直自称“杜少陵”、“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流落外地时便自称“杜陵远客”，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而从未以生地河南巩县郡望称杜中州杜中原或杜巩县之类，也能说明杜甫一直是以少陵原为祖籍和故乡。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天地间”时，感叹“杜陵远客不胜悲”（《立春》），怀念“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九日五首》之四）、“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大量怀念秦地故乡家园的诗句，甚至在成都草堂安居七八年了还发出“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誓言。而在煌煌杜诗一千四百五十首中，你几乎找不到他怀念出生地河南巩县的诗句，说明杜甫一直把祖籍少陵原作为自己的故乡。另外，在少陵原畔杜公祠中，清代所立《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碑文，也认为诗圣故里就是在这里。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诗圣故里”就在长安少陵原一说，不是个人一时之发现，也算不上标新立异，更不是与河南人争拉什么名人。因为不仅宋代、元代、清代都有学者认定杜甫籍贯是长安“京兆人”，当代学术论著虽有持诗圣故里巩县说者，但当代大学者中也不乏京兆杜陵说。如西北大学傅庚生教授在专著中就认定杜甫是京兆长安人；袁行霈教授最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面向21世纪（大学）课程教材）写到杜甫籍贯时，也改用了“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本文作者注：应为‘东南’）人，生于巩县”的提法。本文只不过针对多种泛泛一提的观点将这一问题集中凸现出来，并予以精确考证、全面系统化详细论析而已。

　　综上七个方面所述，把少陵原定为杜甫“诗圣故里”应毫无疑义。既符合正史记载，也符合杜甫对故里的个人认同感；既符合宋元以降历代大学者的观点，也符合当代一些杜诗研究权威专家的观点与提法，连新版全国统编大学教材都称杜甫是“京兆杜陵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诗圣故里”呢！杜甫一生坎坷，诗风沉郁苍凉、雄浑瑰丽，居少陵原十年在创作上正是黄金时代，诗作量大且多旺盛时期，诗如霞飞满天。杜甫晚年还深情地说到“忆在潼关诗兴多”，其所作诗篇多以五七言古风，忧国忧民忧天下，如曲江池边所写的《丽人行》，在咸阳桥头所写的《兵车行》，骊山脚下所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三吏》《三别》等，其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成为千古名句。正是杜甫在少陵原畔的生活和创作，奠定了他作为“诗圣”的崇高地位，奠定了其诗作被誉为“诗史”的坚实基础，从而使他登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可是，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晚年流寓成都草堂数年，而那座被秋风吹破的草堂也名满天下，成为旅游胜地。但是，作为“诗圣故里”少陵原边的杜公祠，声名及影响却相形见绌。现今西安大开发，少陵原大建设，要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话，更应该认真打好“诗圣故里”这张文化牌，宣传、扩大、提高杜公祠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使“诗圣故里”与曲江开发新区的大名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