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阳的三十四十五十

一年一度的“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工作正在进行，提名阶段不断有人推荐杨晓阳，这并非巧合，回望2011甚至追溯2010，中国国家画院在杨晓阳的带领下大刀阔斧式的前行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成功的到来也总会伴随另一种质疑，正如武则天留下的无字碑，是功是过也许现在论断还为时尚早。

　　透过展览和研讨会的机会也已经与杨晓阳院长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甚至深入的访谈，对于杨院长总是怀揣几分如父亲般的敬意。在我们面前他总是以和缓的语气耐心的回复，虽不常露笑颜但也极尽和蔼，而处理事务时却有镇压大局的气度，这就是大家长的风范。

　　杨晓阳，1958年出生于陕西长安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西安有名的老中医，博通经史。母亲从事文物工作，从小就随母亲学习文物修复。父亲美术教师，因而杨晓阳对于美术专业知识较早涉猎，多有博览，父亲要求他系统阅读文学史，重要的东西要背下来，诸如西方文学史、中外音乐史、中外美术史、哲学史，他对传统经典情有独钟，他爱读文史经典《老子》、《庄子》、《春秋》等，特别是《老子》竟读了十年，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这些成长印迹让我们豁然，如今我们看到的杨晓阳是那样的真实。

　　万件藏品——有那么一段纯正的收藏史

　　提到了西安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展示先悠久文化历史的地方，而如果有幸一览杨晓阳的收藏，也可窥见一斑，壁上的玉器，地上的彩陶，案上的石佛、石狮……各种极具民族文化气息的文物逾万件，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杨晓阳对收藏的理解，已超出了收藏对象本身，也源于他深厚的艺术素养，以敏锐的目光与观察力，抢救性地收藏了许多一不可再生又记录华夏历史文献的艺术“活化石”。拿其中的一类来说，拴马桩是杨晓阳最大的一类收藏，这些散落在泥泞乡间的拴马桩在杨晓阳的收藏中又如金子般散发光芒。当踏入西安美术学院，看到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拴马桩间布校园中，享受了应有礼遇的拴马桩则像一本教科书，承载着灿烂文化历史记忆又散发出生命的活力。

　　收藏的过程中，杨晓阳也遇到过资金上的困难，同样也是画家身份的解围，因而这万件藏品的成果很多也是用画置换而来的，而收藏的印迹也随时间融入了杨晓阳的画中， 那些石狮、陶俑在创作时都被他不由自主地带到画里了。这就是杨晓阳庞大的收藏，也是他人生的“大项目”之一。

　　“四十不惑”告别过去 　

　　杨晓阳从来都是一个擅作规划的人，2000年杨晓阳的大型画册《告别过去》是他对自己前半生的小结。“一般的来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的经历和阅历需要在那个时候认定一个目标。我觉得客观来讲，我在三十以前是“崇洋媚外”的，我认为中国绘画不科学，西方的科学是一种很科学，很系统的，通过素描认识自然，通过写新收集资料，最后自然的达到创作的目的。而当我历经几十年努力看到西方的博物馆大量的馆藏名作，可以说我几乎看到了所有西方美术史上保留下来的原作。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阅历的增加，对比这种方法的掌握，再来考量我们自己的艺术和历史，最后我发现，中国的艺术是写意的，西方的艺术是科学的，但是西方的艺术发展到20世纪，也开始向写意发展，而写意的祖宗在中国，坚持得最好的是中国。因而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我酝酿了很长时间，思考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应该把西方绘画，就是把我40岁之前研究、努力的目标应该放大，应该提高，提高到哪里去？提高到中国。他敢于告别过去，需要的是一种不断进取的勇气，更需要超前的雄视古今的眼光。

　　“五十”所肩负起的使命 　

　　一个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饿的思想，所以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借助意识形态、借助文化来传播自己的意志。——马克思

　　于是我们翻开崭新的一页，这段辉煌也是笔者有幸参与并见证的。中国国家画院经过近两年的调整，树立“对内代表国家、对外代表中国”，以此带动全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2011年是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自1981年建院以来，已走过了30个年头，步入“而立之年”。从“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再到“中国国家画院”，从单一的国画专业发展到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公共艺术、美术研究等专业齐全、机构完备的现代新型画院，画院是国家文化形象的艺术建构，这样多元强化的建制强调了文化强国战略中画院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

　　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担负的是几代人的心愿，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院？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呢？杨晓阳介绍说，国家画院产生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文化部美术创作组，当时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李可染等一辈根据周总理要求为国内重要外事宾馆、政府招待所等布置一批作品，搞了好几年，把中国画的创作又重新恢复起来了。创作组在颐和园藻鉴堂办公，由吴作人先生任组长。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任务基本完成了，这些老先生集中到一起，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和影响。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建议，这支创作队伍不要解散，组成一个常设机构，还可以不断地研讨、创作。这样就由李可染、叶浅予、黄胄负责组建了中国画研究院，主要任务是创作、研究、资料和学术交流，并形成了四个中心。从组建到去年举办的三十周年院庆，画院也已步入而立之年。这三十年邵大箴认为最珍贵的是如今自由思考和独立的学术见解，刘曦林认为在适应或对撞中迎来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机遇，而梅墨生看到的是艺术的自律与本体关怀逐渐深入人心。

　　对于已经开展的七院运营状况，杨晓阳谈到：“七个专业院实行项目管理，基本的设施是有保障的，有基本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一定量的经费。”杨晓阳介绍，七个专业院在职和兼职的人都实行项目管理，每年有自己的创作研究和收藏计划。每个院根据自己的特色进行自行管理，不实行一刀切。鼓励每个院自行发展，希望每个院办出自己的特色，在执行过程中探索。

　　国家画院大发展的背后，人们更关注它的资金来源，如何保证画院大踏步前行？除国家经费支持外，开创了利用社会资金和地方政府资金的路子，杨晓阳说扩建后的国家画院两条腿走路，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的资源。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美术发展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有各个方面，比如说计划经济体制上对文化自身规律的重视不够。

　　为满足画家的创作写生的需求，与企业合作的院外基地有很大突破，其中以四个基地为代表：天津盘龙谷国家画院创作基地、国家画院(国展)中心基地、面向社会长期展示国家画院艺术成果的圆明园正觉寺、以及由茅台酒厂出资赠送给国家画院使用的巴黎国际艺术城的画室。其中盘龙谷国家画院创作基地是创作研究用，国家画院(国展)中心基地是创作、日常使用和国家画院面对市场的基地。杨晓阳也谈到“四个基地补充了国家画院的硬件，缓解了国家画院在东面征地没有完成期间时，硬件使用的压力，走出了国家画院跟社会结合、面向社会、利用社会力量为社会服务换得自己办院条件的新路子。” 　对于未来美术行业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杨院长将目前的美术行业形式分类来谈：从艺术品发展的规律来看，所有的作品都会走向市场。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两大派，一派认为要重视艺术品的商品属性，使这个艺术品走向市场，直接发挥市场的功能，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名画在拍卖时应该跟国际市场看齐，应该使中国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通过它的经济价值、通过它的拍卖价值的提升直接和国际对话。另一派就认为让历史上的作品价值不断攀升，但是当下创作的作品应该有超前性，不应该直接反映在它的市场效果。这两大派我觉得应该并重、并用。国家直接投入的事业单位，国家有一批人应该潜心创作，必须得有这批人坐冷板凳；另一批人是普及性的；当然，作为国家的整个市场经济，对艺术品的、商品的属性应该进一步认定，对它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应该不断地研究。历史上留下的这些著名的作品，这些精品力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最终是要靠价格来体现的。这两派我觉得像左右脚，一脚前一脚后，但是最后应该是同步的。我们现在创作的精品应该是超前的，可能在一百年后创作了天价，但是一百年前的作品现在创造一个天价是应该的。所有有建树的画家作品总是超前的，是超过当下人的一般认识，这批人应该扶持他，潜下心来坐冷板凳的要重视、市场上有好的表现的人也要重视。这样才能使中国美术行业有更大的发展。我觉得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大的投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工程。所以这次提出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广大的、一般的群众能够享受到应该享受到的文化权利是一个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