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有多少赔偿可以重来

药父到底应不应该将20万赔偿二度践行？张家声明拒绝赔偿后，能不能在药家鑫伏法后再次要钱？这或是此事的舆论争议焦点。

很多人认为，既然张家已经拒绝“赔偿买命”，那么在药家鑫身后就不该再讨赔偿。但从某种程度而言，法律也自有法律的判断，严惩凶手与获取法治赔偿，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当初张家贸然放弃法院判给的数万元赔偿，或许获得了舆论赞誉，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草莽思维——如今张家因拒绝合理赔偿，家庭陷入困难便是反证。而药父主动提出赔偿20万，固然是为了以赔偿换取减罪，但没有被谅解，钱也无法洗罪。随着张家的拒绝，赔偿契约是不是也该就此终止?此后张家与药家在法治上，或许理应再无瓜葛。

但张家有底层人拒赔后陷入的经济困境，药家也有契约终止后不再履行合同的理由。双方各有说法，倘若协商不成，司法只能是最后的诉求。但这件事在法治之外，理应还有更多的说道。比如它还牵扯到民间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像承诺、信用、道义、救济等复杂因素，不是一纸法律文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药家鑫案固然会被写进历史，但由“药案”发散开来的诸多事件，也让人看到，在这场没有赢家的博弈中，如何让双方找到共同的利益通途？如何让备受伤害的双方获得法治、社会、经济、道德等多层面的救济？如何让他们彼此用诚心获取善意，用道义达成谅解？如何在这场充满喧嚣的舆论战争中，让人们忘记仇恨、反思暴力，找到善的力量和出口？这些疑问就算不能被写进法治，也理应顺延“有多少赔偿可以重来”的思索，为人们所深思。 李妍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