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沧桑的煤油灯

春节闲来无事，晚上徜徉在古城的大街，看到霓虹闪烁，树上挂满了灯笼，听着爆竹声声，天空时而会有礼花划过，好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啊!心里想着明天可以回老家看望母亲了，心里竟然暖暖的，脑子里立即闪现的是母亲慈祥的面孔，原来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红彤彤的，专注、红润，不用擦任何化妆品都很美丽的脸庞。 

说起沧桑的煤油灯就话长了，记得我小时候，虽然家乡已经通上了电，可是电力严重不足，为了限电，停电是家常便饭，于是停电后煤油灯就派上了用场，尽管也有蜡烛，可是因为蜡烛太贵而不常用，只有那些家里有在外工作的人，才给抽屉里备上几根，以备临时急用。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是十岁左右的孩子都会做煤油灯，所以，收集墨水瓶、胶水瓶就成了当务之急，我就经常利用当班干部给老师送作业本的机会，提前从老师那里预定墨水瓶，胶水瓶是不常有的，因为在乡下，那时用胶水明显奢侈了，黏贴东西自然都是自己打浆糊啊。在老师那里要来墨水瓶，洗净晾干后，找来母亲做活的锥子戳个眼，盖子上最好要有个薄铁片也要戳和盖子匹配的眼，再找个圆柱形的最好是铁皮做的空心管子，然后从盖子上的眼里穿进去，要不大不小，刚合适才行，当然这些比较有难度的技术活有时候是要找哥哥帮忙的，找来棉花搓成芯子穿进去，给瓶子里倒上煤油，记住搓好的棉花芯子（俗称捻子）一定要都沁上煤油才行，这样一个漂亮的煤油灯就做成了。

每当夜幕降临，我就爬在灯下写作业，奇怪，那时候就是这样暗淡的灯光，孩子近视的也没有多少，母亲则在灯下缝衣服，有时候是纳鞋底或者绱鞋，因为白天要做一大家子的饭还要上工，是没有时间做针线活的，只有晚上坐在如豆的油灯下做活，我在写作业思想抛锚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母亲的脸红彤彤的，时而会在头上畀畀“做活针”，我就很好奇，我问：“妈妈，你为啥要在头上畀啊？”，她说：“畀一畀就不涩了么，头上有油呢，赶紧写你个作业，你就话多得很，看你像个土匪，又不会做针线活，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咋嫁得出去啊？这时候在外边忙着的父亲回来插话说：“这土匪女子，以后也不知道谁家的“锅头”要溜土呀”，我伸着舌头就佯装写作业，脑子却在思考，这妈妈用针在头上畀，说头上有油，这头上的油到底是啥地方来的呢？夜静了，煤油灯上的火苗有时候会发出“吡啵、吡啵”的声音，有时候还会有“灯花”，母亲于是又去用针挑“灯花”，挑过后就会格外亮，母亲一边催促我快去洗了睡，自己却还在灯下忙碌，而做事一贯雷厉风行的父亲已经传来均匀的鼾声，等到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既不知道母亲晚上啥时候睡的，也不知道早上啥时候醒的，厨房“灶火”间已经传来了风箱的“扑踏”声。

等到上了中学就到了离家五六里路的镇中学上学，电力资源仍然十分匮乏，早上早读、晚上上晚自习课还是要端上煤油灯，早上天不亮，当你在教室外面，一盏盏的煤油灯亮起，听到温暖的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我想作为一个当时投身教育的热血青年（年轻教师），我想他们（她们）的激情应该是很澎湃的，年纪大的教师更是坚定了自己投身教育事业的决心和信心。晚自习的时候，尽管煤油灯不太亮，在黑板上板书会有些困难，可是那些敬业的老师会在教师里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看哪个同学有不会做的习题，老师会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给每个同学单独讲解，那时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单纯，绝对不会因为教师节哪个学生家长没有送东西而偏向那个同学，也不会因为那个学生的家长是当官的有小车对那个同学讲习题有耐心，一切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第二天虽然同学们个个都洗了脸，可是鼻窟窿都是黑的，那是被煤油灯熏黑的。

那时，姑娘出嫁时都要陪嫁一个罩子灯，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精致的，也可以用“洋火”来形容，特别是新婚的夫妇把这罩子灯放在床头是非常温馨的，相当于如今的床头灯，当然这里边用的燃料还是煤油。还有一种叫马灯，在我村的饲养室就有一个马灯，是饲养巢的大叔晚上给牲畜添料用的，相当于电影《红灯记》里的那盏马灯。

当然，煤油灯不光是给我带来美好的回忆，每次母亲都叮咛我把用完的煤油灯盖子拧紧放在安全的地方，当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墙上很高的“窑窝”，我就嘟囔，明天又不是不用了，放那么高又不好取这到底为什么啊？母亲说，为了安全啊！我说有啥不安全的啊？别看父亲看起来很严厉，有一天却在炕上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煤油灯的凄美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老表（表哥），也就是父亲他姨的儿子，我叫“生娃伯”的，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庞留村，俩口一儿一女，还有个老妈，家境殷实。由于当时人都要用煤油灯，于是他就给家里拉了好几桶煤油卖，没事打个小麻将。因为“生娃伯”脑子灵活会赚钱。一家人不缺吃不缺穿，在那样的年代竟然手头不缺钱。有一天，他媳妇因为给煤油灯添油，忘了盖煤油桶的盖子，结果他晚上打麻将回来，一家人在一个炕都睡着了，他擦着火柴准备点煤油灯，灯还没来得及点着，扔下的“火柴把儿”端端就掉进了忘记盖的煤油桶里，顿时一团火光升起，活活就烧死了离得最近的媳妇和怀里的女儿，老妈当时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抱着孙子跳下炕，但是大火已经封了门，人已经出不去了，于是，伟大的奶奶抱着孙子硬是活活烧死了自己，救下了孙子，“生娃伯”则被看见火光的村民救了出来。后来“生娃伯”因为房子毁坏了，临时住在我家的一间空房里，把房里的原来收集的铁钉呀等小零碎拿到集市上卖换个零用钱，最后又发展到挑个货郎担子游村做个小买卖，每次不管回来得早与晚，母亲总会给他拾掇些茶饭（饭菜），在我的记忆里“生娃伯”逢人就夸母亲的贤惠，后来“生娃伯”又找了个小巧能干的寡妇做填房，她生的女儿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最后上了工农兵大学。（这是后话），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可是，后来我听父亲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个表兄弟不相往来，那是因为父亲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生娃伯”怕受牵连，和他划清了界限，因为他那时候是很红火的贫农，填房又给他生了个女儿，还是一儿一女，由于“生娃伯”脑子灵活，这个媳妇也很能干，日子也很不错，父亲那时候就感叹世态炎凉啊，母亲则宽慰父亲，看人要看好处，长处，老表人很不错呢，这是“运动”么，谁不害怕运动啊？谁不害怕受牵连啊？运动来了母子、父子划清界限的还少啊？不怪人，我那时就感叹母亲是个不一般的人啊，宽容大度，贤惠能干。前一阵子我回家，还听母亲说，“生娃伯”的儿子和后来的女人生的女儿（如今已经是教授）去看我病中的父亲了。母亲说，你看吧，人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呢！谁对谁好，老天都会看见啊！

由小小煤油灯打开了许多尘封的记忆，让我不禁对如今的美好生活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