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教学研究所所长王国俊

王国俊，1935年11月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汉中中学和长安县引镇中学等校任教，1978年4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3年被破格晋升为数学系教授，先后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陕西省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教育部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多值逻辑与模糊逻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教育国际交流学会副会长、美国《数学评论》杂志评论员、美国数学会会员、国际不确定性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以及8个国内外知名刊物的副主编及编委等职。 　　　　

   1988年，他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9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各种奖项十余次，并于1993年获得曾宪梓教学一等奖。他先后主持了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了8部专著，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他的传记已被收入《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五卷。 　　　　

   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举凡成就卓越者，都要经过一番磨难。这也似乎成了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王国俊教授也不例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后，终于进入了数学的殿堂，用他宽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无怨无悔地报效社会。 　　　　

              怪异的命运之神，熄灭了物理之火，却激活了数学之光 　　　　

   王国俊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数学家，但他从小并未钟情数学，而是热衷于无线电制作，高中时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当时最先进的5个电子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了，连变压器都是自己制作的，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无线电广播节目，高中毕业时他还制作了一台整流器送给了母校。当时，他的理想就是上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个学校，梦想在无线电王国里驰骋，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为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他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但是，在那个事事都严格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里，他的清华无线电梦毫无悬念地破灭了。不过，由于他的高考成绩出色，命运之神也没有把他完全挡在大学门外，他被出乎意料地录取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原西安师范学院)数学系。这是命运对充满幻想的王国俊的当头一棒，使他一下子觉得天昏地暗。该向何处去啊?王国俊眼前一片茫然。经过母亲苦口婆心地开导、安慰和督促，他才不情愿地来到陕西师范大学。 　　　　

   虽然不得不进数学系学习了，但他仍然不甘心让无线电梦就这样破灭。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整整一个学期，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精心制作一种物理仪器。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有了发明创造，上级就会把他转到工学院去学习，这样就有希望重温无线电之梦了。 　　　　

   但是，冷酷的现实逐步使他认识到了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转学愿望。于是，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校领导提出了转到物理系学习的请求。然而他的这点心愿也没能实现。在老教务长的耐心说服下，他彻底打消改变专业的念头，顺从命运的安排，怀着万般无奈的心情，从事数学专业的学习。但是，真正使他安下心来学习数学的，却是一件相当偶然的事。一位同学见他习题做得既快又好，思维敏捷，就鼓励他向《数学通讯》的“学生写作栏”投稿。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他撰写了一篇《直线与多边形相截的定理》的稿子投了出去，没想到时间不长这篇文章竟被发表了!这无异于在他万分沮丧的心里注入了一针强力兴奋剂，使他一下子发现了表面枯燥的数学竟然如此可爱。随后，他的第二、第三篇文章也陆续在《数学通讯》上发表了，这一下完全扭转了他不愿意学数学的心态，同时觉得前途又光明了起来，内心深处萌发了当一名数学家的欲望。于是，他用稿费购买了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教程》，认真地补起课来，又自学了纳汤松的《实变函数论》和亚历山大罗夫的《集与函数的泛论初阶》以及维纳格拉托夫的《数论基础》等许多苏联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到大学三年级时又自学了Sierpinski的General Topology和Halmos的Measure Theory，认真地做了笔记。这时他已完全振作了起来，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于1956年被评为校级优秀生，并被选任学习委员和班主席等职。到大学四年级时又完成了两篇较有质量的论文，分别发表于《数学进展》和《西北大学学报》。这对于正在读书的本科生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在校内引起了轰动，使他感觉到自己想当一名数学家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20年的风霜，足以锈蚀多少利剑的锋芒，却未能消解一位攀登者的锐气 　　　　

  1958年王国俊大学毕业。正当他满怀豪情幻想进入数学王国的时候，又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打击。当时高等教育发展很快，王国俊他们两个毕业班的同学有很多人都被分配到了西安地区的各高等院校，仅留校任教的就有5人，但他又是因为家庭出身被打入另册，分配到汉中中学任教。到中学工作这一去就是20年!其中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值得欣慰的是，他并未被坎坷的命运和一个接一个的挫折所击倒。在那反对“白专”、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日子里，他坚定地认为，无论政治空气怎样变幻，国家振兴终究离不开知识!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他都不放在心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数学上!日子虽然很苦，但他始终偷偷地(也只能偷偷地)并且顽强地坚持学习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数学书籍。1962年，他被调到了地处农村的长安县引镇中学，安静的环境、朴实的农村学生和距离省城西安较近，为他自学数学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他的很多学习和积累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包括那本他用了约1个月时间才抄完的Kelley所著General Topolog的手抄本，也是在引镇任教时完成的，其刻苦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浩劫终于过去了，他被调到了地处细柳镇的长安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当时教学任务比较轻，每逢周六一大早，他就赶到西北大学数学系的资料室，管理资料室的赵根榕老师特许他在里面逗留一整天(中午下班后赵老师要回家吃饭，就把他锁在资料室里，他自己带有馒头和水)。当时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的外文期刊非常多，他如饥似渴，边学习、边思考、边写文章，恨不得在一天之内就把压抑了近20年的创作能量全部释放出来，短短的一学期内，他先后完成了长文《半拓扑空间(Ⅰ)、(Ⅱ)》以及《关于序列的聚点之集的连通性的一点注记》和《S闭空间的性质》等4篇论文，前两篇分别于1977年和1978年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后两篇则分别于1979年和1981年发表于《科学通报》和《数学学报》。 　　　　

   由于他在数学领域的突出成绩和一再显露的才华，1978年4月，他被调到了阔别20年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工作。 　　　　

   我们为王国俊庆幸：20年的磨难，他仍然学有大成，向数学尖端领域一步步攀越!我们也为王国俊惋惜：20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啊，如果能有一个公正的待遇和条件，他将在数学领域多攀登多少台阶啊! 　　　　

    拓荒者的品格：吸引他的不是头上已有的光环，而是数学新领域的挑战 　　　　

   王国俊在大学有了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他在科研上从未停步，陆续在《数学学报》《科学通报》《中国科学》以及美国JMAA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1981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评为博士生指导老师，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0年被评为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另外，他曾获得包括两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在内的十多个奖项。1983年他在模糊拓扑学中提出了“良紧性理论”，这一理论由于具有诸多优点而被苏联评论家A.Sostak称为“最好的模糊紧性”，后来被波兰学者T．Kubiak把良性略加改造而称其为“中国人紧性”(Ch-Com-pactness.Ch for Chinese)。为了及时地学习和掌握国际上本专业的最新科研成果，他向组织申请并获准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198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于美国、日本、西班牙、德国、韩国、巴西、加拿大、比利时、挪威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地召开的学术会议，并多次访问了国外的数十所大学，报告了他在各阶段的研究成果，与各国的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对他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2000年他因“良紧性”的文章而获美国ISI颁发的经典引文奖。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王国俊，在本专业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赞誉。但他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满足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停步。他认为，自己涉足的Fuzzy拓扑学还不能算得上是成熟的学科。在汲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王国俊发现可以在更广的格论框架下用“非远即近”的思想来建止Moore-gmith收敛理论，提出了不涉及[0，1]中的加法，不但适用于对称格也适用于非对称格的远域方法，而重域方法是远域方法在所论的格为具有对称性的单位区间情形时的特例。此后，他以远域、分子和序同态为三个理论支柱提出了完全分配格上的点式拓扑理论，经过整理后以拓扑分子格为名全文发表于Fuzzy Sets and Systems。 　　　　

    20世纪90年代，关于Fuzzy推理的一场学术争论深深地吸引了他，1993年C.Elkenl在美国第11届人工智能年会上做了题为“Fuzzy逻辑的似是而非的成功”的报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此后虽有15位专家撰文批驳Elken的观点，但Elken并未被完全说服。王国俊撰文《关于Fuzzy逻辑的似是而非的争论》作答。1995年，F.A.Watkins又撰文说“双方都错了”。由此王国俊深感Fuzzy推理方法的理论基础问题的确是值得商榷的，对此他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为了尝试为Fuzzy推理建立严格的逻辑基础，他在分析了CRl算法在推理机制上的不足之后，提出了基于逻辑语义中重言式概念的求解FMP的三I方法，这一方法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在多个不同的方面得到了发展。此后，又进一步基于三I方法的思想分别在经典的二值逻辑系统和多值逻辑系统中提出了根的理论，从而从语构的角度为Fuzzy推理奠定了完全严格的理论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国俊教授在花甲之年毅然转换研究方向，投身到完全陌生的数理逻辑领域开展工作，这是需要巨大的前瞻性和不俗的勇气的。在一个新的未知领域耕耘，可能取得辉煌的业绩，也可能劳而无功。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仍然像年轻时那样，敢于挑战、勇于创新，凭借着对数学的无比热爱和顽强意志，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他70高龄之际，又在“格上拓扑学与非经典数理逻辑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关于数理逻辑的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数值逻辑学。该理论将数值计算引入到数理逻辑中来，从而使后者在研究方法的灵活性和应用范围的扩展性上大大增强，为这一学科的完善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王国俊教授本人也赢得了同行们的普遍尊重和赞誉，并在于美国盐湖城召开的信息科学联合会议上当选为“不确定性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同时还被聘为刚刚创刊的国际杂志NM&NC的编委，应邀为该刊的创刊号撰写了学术论文。 　　　　

    在弟子们的心目中，他是谦逊的学海伴侣，是现实的立身典范，是可亲的身边慈父 　　　　

    王国俊教授身为知名学者，但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在他身上却看不着一点权威的痕迹。他学识渊博精深，但仍能用十分浅显明白的话语，道出所授知识的精义。举凡受他指导过的弟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听王老师讲课，轻松好懂，自然可亲，举手投足皆是大家风范，是一种很愉悦的享受。王国俊教授还常常召开研讨会，为普通学生作学术报告和演讲，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讲出自己的思路。特别是听到一些不同见解时，他不但不觉得影响自己的“威信”，反而感到由衷的喜悦，觉得自己可以集思广益，从而使自己的学术观点得到更好的完善和发展。他努力把这些教学活动纳入教学相长的轨道，以收到两相提高的双重效果。在这里，似乎没有师生之分，有的只是在知识海洋中搏击风浪的和谐气氛。 　　　　

    王国俊教授不但努力传授知识，而且用自身的行为教导学生们如何修身做人。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他在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时，致力于培养教学骨干，改善办学条件，巩固和扩大教学成果，对扩大陕西师范大学的外部影响力和增强自身教学科研实力方面做出过重要成绩，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和省教委的表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上来。近年来他经常出席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一方面增进了与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友谊与交流，另一方面也使他的知识不断得到更新。虽年逾七旬，他还是信奉“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还是像年轻时那样不停地阅读、写作，似平岁月在他的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也曾有高校想高薪相聘，但他不为名累，不为利动，他离不开陕西师范大学，离不开这所使他能够施展才华、倾注汗水和心血的母校，离不开凝聚他酸甜苦辣的黄土高原，他已和陕西师范大学融成了一体。他的行为也展示了一个普通三秦学人的风范。他的众多弟子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和王老师在一起，头脑里想到的只有如何做学问，其他什么都不想，灵魂也受到了净化。 　　　　

   王国俊教授对他学生的感情，远远超出了师生之情。他对学生们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学生们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助排解，学生到他家拜访，他不但茶水招待，而且总是往他们口袋里塞满了糖果。有一位来自沿海的学生，父亲曾因重症手术，王国俊总是挂念在心，一见面就向这位学生打听他父亲的身体状况，还亲自致电慰问。他对学生的深情厚谊，曾经引起他的小儿手的羡慕和“妒忌”，他对爸爸感叹地说：“你对我像对你学生那样我就知足了!” 　　　　

   在王国俊教授的精心指导和教诲下，已有30多名硕士研究生成为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不少弟子也已经成为了博士生导师。他们除了继承了王教授踏实严谨的学风，还保持了他低调做人的作风，沿着他的脚步走得更远，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一批新军。他在和他的弟子们探讨人工智能领域的新问题和新方法时，总感到有许多工作要做，人生百年一弹指，王教授最大心愿就是能够抓住人生里一个个的刹那，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自己的所爱。 　　　　

    诚心祝愿王国俊教授和他的弟子们在新的岁月里能够创造更加耀眼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