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吃患者到口才训练师

说他是位奇人一点也不过分。当初，他是一个连“报告”两字都不能连贯说出的结巴。若干年后，他不仅自己矫正了自己的口吃病，而且成为一个口才高级训练师，创办了西北首家口语病矫治学校，写出了30万字的专著，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并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演讲，被央视评为2006“乡约”十大魅力人物之一。近日记者见到了这位奇人，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

　　“自己说自己的事情，总有点不好意思。好在苦难与挫折是我人生的主旋律，那我就倒倒苦水吧。如果哪位读者从中多少受到一点感悟，我也就满意了。”

　　“厕所事件”改变了一切

　　我的故乡在青山绿水的川北苍溪，童年的我活泼、纯真，和众多小朋友一样，对未来充满梦想。11岁那年，一场刻骨铭心的厄运降临了。那是上初一的第3天，我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玩，大家打赌看谁能跳着摸到操场边厕所上方的横梁。争强好胜的我毫不犹豫地打起头阵，刚蹦起来就被一位路过的老师撞见。不管我怎么解释，这位老师认定我在翻女厕所，并指责我：“小小年纪就作风不正……”这位老师就地对我体罚，让我手抱横梁吊了3个小时。放学前全校师生紧急集合，那位老师让我站在摞起的桌子上检讨自己的“罪行”。面对同学、老师鄙视的目光，泪水哗啦啦地涌了出来，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厕所事件”后，我百口难辩，因为绝大多数同学并不明白真相。同学们都开始躲我了，好像一夜间我得了什么传染病。孤独和自卑吞噬我幼小的心灵，我胆子越来越小，并开始逃学，一个人躲在无人的地方想心事。一次，受同学欺辱后我向老师告状，因委屈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师惊异地说：“你咋成了结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怎么是结巴……”

　　还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让我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题，我解对了，老师让我讲讲是怎么解的，这时下边有同学朝我做鬼脸，有人甚至小声说：“看小结巴咋办。”本来就少言寡语的我越发紧张，简单几句话结巴了半天才说完。没想到老师也说：“别人说你结巴我还不信，没想到你真是个结巴。”从此我一说话就心跳加快，呼吸紊乱，满头大汗。有一次上学迟到了，我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一连说了10多次“报”字，“告”就是出不来。同学笑了，老师笑了，以后同学们一见我就喊：“翻女厕所、结巴，坏孩子、结巴……”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结巴。

　　自疗从朗读“全集”开始

　　结巴不摧残肉体却摧残人的灵魂。内心的自我戕害和外界的挖苦嘲笑，让委屈的泪水一次次直往肚里流。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忍受，终于有一天，我想到了死，选择了跳河。当河水漫过头顶、无边的黑暗向我袭来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要死，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哪怕做一辈子结巴又能怎么样。也就在那一瞬间，生的欲望对我来说变得非常强烈，而我却已无能为力，说不出一个“救”字……

　　我最终被人救了上来，救我的是一位放鸭老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那位老人是谁。晚上回到家里，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扼住生命的喉咙，它绝不能将我征服。”

　　我开始翻阅医书，尝试各种发音技巧，常常一个人悄悄跑进大山，面对青翠的竹子、松柏朗读各类文章，一本700多页的《名人演讲全集》被我朗读了五六遍，书的边角都翻毛了。可一在众人面前说话，还是结巴。后来，我索性专找人多的地方练。慢慢地，我能在熟人面前说几句较为连贯的话了。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试验，我发现特殊的肌肉训练和发音训练对矫治口吃很有作用。于是，我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对肌肉进行“拉练”。一次因为嘴巴张得太大，竟出现肌肉痉挛。我没有懈怠，尝试各种发音技巧，摆做各种口形，对山讲，对水练，一次又一次纠正自己发音吐字的错误。

　　经过整整6年的努力，我的口吃病奇迹般地好了，我终于站了起来，体会到了快乐说话的幸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使我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强烈愿望在我内心升腾：办一所口吃病义务矫正所，让众多口吃患者寻回语言的第二个春天。

　　卖血支撑“口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父母的理解、支持下，我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一所口吃病义务矫治所，为口吃病患者进行免费指导和矫正，整天与各式各样的结巴打交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结巴王”。为了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我利用点滴时间自学文学、哲学、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分析学、声病学、语言学、生理解剖学、逻辑学、口才学等相关科目，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看到当初连自己姓名都得重复多少遍的患者能说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同学们真诚的鼓励和爱心支持，使我一边办班，一边拜师求学。凡是有口吃矫正的地方我非得走一走，杭州、上海、沈阳我都去过，虔诚地向医学专家和其他相关专家求教，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语病矫治理论和方法。饿了啃干馍，渴了喝自来水，不知在大街上露宿过多少次，最好的生活改善就是三两米饭加一两辣子酱。

　　随着治疗上的日益成熟，我开始在四川境内的许多地方讲课办班，慕名而来的学生络绎不绝。1987年冬，应西安市口吃病矫治学校的邀请，我来到西安。在这里，我结合西北患者的特点，总结出“陈氏废力释放疗法”的理论和矫治方法。其间，我和长安区斗门镇马营寨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姑娘王彩贤恋爱了，并在该村安家。

　　因种种原因，1995年西安口校停办，我又一次面临考验。这时，昔日的学生纷纷写信鼓励，有的还寄来捐款。1996年4月，在当地政府和残联、教委的支持下，我在马营寨村与妻子一起办起了堪称西北第一家的长安口语病矫治学校，当了一个“结巴王”。师生们常常推上自行车，带上广告牌，一边卖冰棍、卫生纸，一边宣传学校。我还办过英语培训班，毛笔、钢笔书法班，以此养校。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背着家人，多次偷偷出去卖血。

　　长安“口校”一天天发展、壮大，学员遍及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国际友人。1997年10月14日，国家残联康复部负责人宋庆光处长来校视察时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农民了不起，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谈到这里，我不妨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家在福建的刘非（刘非及以下“吃友”均为化名）在学校安排的诉苦会上声泪俱下地说，他曾自杀过两次，一次是严重的口吃惹得别人哄堂大笑，他受不了那种讥笑的打击。另一次是29岁那年，他作为技术员指挥升降机搬运新购的设备，说“吊不得”3个字时，出现连发性的“吊、吊、吊、吊……”结果导致严重的事故，厂里损失上百万，妻子也提出离婚，他痛苦极了，选择了轻生。后来他来到学校，没想到真的能康复，临走时对我说，我拯救了他，他要拿着结业证书找厂长重新安排工作。

　　到人民大会堂演讲

　　2002年12月26日，学校迁至西安南郊，校舍更正规了，专职教师也增加了，并更名为“西安口语交际专修学校”。我和妻子共甘苦，同患难，不断地创造条件，学院开设了全国最全面的口语康复专业，包括口吃病矫治，发音不清矫正，聋人聋儿语训和失语康复，还开设了提升综合素质的成才专业，如演讲与口才、交际与沟通、情商与成才等。200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学校升格为“西安口语交际专修学院”，实现了我15年前办一所口才大学的梦想。

　　在这期间，我创造的“陈氏废力释放疗法”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郭印元教授合作研制的“全数字自适口语正音康复仪”获第四届中国专利技术优秀发明一等奖。

　　2003年1月18日，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爱我中华活动组委会特邀我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杰出爱国人士演讲暨新春团拜会”，授予我“杰出爱国人士”荣誉称号，并请我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演讲。演讲结束时，大会堂里的掌声经久不息。中央和地方众多报刊和电视台报道了我的事迹。今年2月11日晚，我出席了央视2006“乡约”十大魅力人物颁奖晚会，两天后的13日晚，央视7套“人物”栏目又播出了对我的专访。

　　说起来，我现在的头衔还真不少，陕西省口语康复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口语交际专修学院院长，陕西医学药学大辞典编委会客座教授，等等。这些自然都是好事，但更让我欣慰的是，有3万多“吃友”经过我的矫治康复了，学员遍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在口语康复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我不断地探索人本学问，总结出了心智行成功学、情商与智慧、心灵管理、口才训练术、有效沟通等材料，写出了有30万字的口语病专著———《口语病矫治与口才同步》。近年来，我多次应邀到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学院、空军工程大学、西京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作专题报告和演讲，西安地区的高校几乎都跑过，另外还有50余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也去过。

　　回顾这不无苦涩之味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遇到过不幸的人们重复一句老话：路在脚下，境由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