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清朝政府与吴三桂相持不上,西北不少志士叛归吴三桂,为了网络知识分子,显示清廷的宽厚仁慈之心,大诏天下名儒学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许多人将此看作“仕途捷径”,唯关中学者名节,令人敬慕。
我读到了诗人王士祯的话:“顷征聘之举,四方名流,云会辇下,蒲车玄薰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欢之,士风之卑,惟今日为甚。......走健仆,曩大轴,肥马四驰,门门求知,盖十而七、八。......独
顾炎武也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
可见关学大师的隐士气节。我在这里不说“关中大儒”或者“关学大儒”,而说“关学大师”,因为我觉得汉朝独尊儒术,在宋时有些问题已经难以解决,儒学与礼教、科举、仕途等连接在一起,人们开始质疑,开始深究,理学也进入之后,“关学”其实大体归于理学。这种隐逸不是逃避、躲避、愤世嫉俗,更多是忠胆狭义、孝悌高风、研究学问。最说有些封建意识,忠君思想,对工商业有所排斥等,但对于品行的提高、人格的完美,充满着个性的独立战斗精神。
“终南异五岳,列翠满长安。”,“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等诗句足以证明终南山与长安的地理,文化的深远关系。终南山被称之为南山,因居天地之中又称为中南山,还有太一山、地肺山、周南山、泰山、太乙、楚山、橘山之称。从地理角度上讲,终南山为小秦岭之代称,或者说是中国龙脊秦岭最具代表、最精华的一部分,“终南山横自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山寺据其内者,皆此之一山也。”从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口传及我自己的推测,我认为终南山的地理范围应从现在眉县的太白山到蓝田的王顺山,虽然现在海拔
隐士(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士人崇尚隐居,为实现个人精神独立而形成一种特有文化形象。终南山隐士文化,是指在终南山地理、文化的背景之下而形成的隐士文化。庄周和陶渊明可以说是古代二个大隐士,“少无适俗物”的陶渊明让我们想到了理想之中的“桃源社会”,田园牧歌。魏晋隐居之风之烈之甚,影响至今。现在我有几个朋友在终南山隐居而生,浩浩终南,不知多少人在此而居?先官后隐也罢,半官半隐也罢,各种不同的隐居方式,都没有完全脱离红尘的烙印,只为寻求自己心灵的诗意栖息地,或批判社会、或修身养性、或艺术反思、或独善其身,平静之中跃动着一颗智慧的善心、爱心、慈心。
我始终认为,爱和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无论古今,对于任何人来讲,一生都为之奋斗。从隐士文化来讲,有大、中、小隐士之说,大隐从庙堂(朝廷),而隐于江湖民间;中隐从红尘社会之中隐于大地田野寺庙道观清净之地;小隐则在生活之余心中有“隐”。大、中、小隐实在难分,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心灵与精神归宿。问道也罢、练瑜伽也罢、辟谷也罢,居山林也罢,现在的隐士取向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排斥现代科技、进步与文明。
话说的有点远了。言归正传,看看我们明清关学大师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
可以说,终南山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候条件、山林氛围、中药养生等给形成隐士文化创造了先天的条件。他的宽容、雄浑、秀美、丰润等让文化在此生根、发芽、结果。
宋代的“关学先驱”张载,认为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开创了关中理学,后称“关学”。他托疾辞官,在太白山脚下的眉县横渠镇隐居,创造独具一格的“关学”思想体系。其隐时的生活写照为:“终目危坐一宝,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独以其。其志道精思,丰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可见其精神之执著。
明清更有“三原学派”的王恕、冯从吾、王征明、李颙、李柏、李因笃、王弘撰、王心敬、刘古愚等关学大师,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于世的情况下,一生坎坷、宦海沉浮的冯从吾,兼容并蓄,十分重视讲学,躬耕力行,扭转世道人心,在孜孜不倦著述之说的过程中,先后在正学书院、首善书院、关中书院、太华书院以及宫庆寺等地讲学,化育天下。“关西夫子”冯从吾一生致力于讲学,大隐于市,在书院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言:“周朝以理学开国。”并称病求归,明熹宗朱由校下诏慰留,再次上疏引归。天启五年书院遭魏忠贤之流摧毁后,冯从吾忧愤而死。
泾阳王征,自号了一道人,参加基督教后取教名为斐理伯(philippe),与西方教士交流,勇于实践,首次探讨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合著《西儒耳目资》注重科技,致力于机械工程学的研究和推广。当时阉党横行,魏忠贤建生祠盛行,唯王征与来复拒不参与,为“关中二劲”。李自成入西安后,王征不愿合作,绝食而死。
从官场到书院,从思想到实践,关中大师们的气节、不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与终南山耸立中国、傲然于世相得益彰。
“二
李颙从小与母相依为命,仅靠其母纺棉维持生存,靠粗米野菜充饥,但其穷究学问之志不变。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不肯受人资助。在37岁时,顾炎武慕名来访。其“明体实用”、“悔过自新”的观点影响至今。处于贫困的他,与河北孙奇逢、东南的黄宗義当时并称“海内三大儒”,而当时的顾炎武、王夫之其名声在其次。康熙十二年(1673年),降旨入京,吴三桂起兵后,有降旨复征,李颙均以身患疾病不去。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欲其入京,地方官到二曲榻前应征,李颙坚定的说:“人生中有一死,忠不得所自。今日乃吾死所。”只得作罢。可见其坚定的隐士气节。
“关中三李”(李二曲、李柏、李因笃)之一的李柏,性格不羁,随性自由,认为“教有三种,道归一致”,憨林禅师相交甚深,有诗云:“水能涵月相,月能印水空,水月两不碍,人天如是同。”亲近自然,融于自然,禅风道骨,跃然于眼前。他从小家贫,“不肯屈就”于塾师研习八股文学,藏匿于古寺之中,潜于老井,达旦不寐,潜走狂野危坐,通宵不归家,不拘一格。读书之余,攀登高山,寻访高人。李柏每年一游终南万里第一险阻“太白山”,其母逝后守墓在太白山麓15里处,亲自开垦土地,力耕于此。其后一直销声匿迹,花下谈剑,醉中寻真。登山之后曾云:“登山之巅,为之尘眼空,对山之池,为之尘虑净。”性格洒脱,游历四海,“赋高岸旷达之姿,生平信心径情,不投嗜好,”以陶渊明为师,高隐逸士之流,后居樊川。
广交明朝逸士遗民,放浪不羁的王弘撰,也是不问时事,放浪形骸,诗酒唱酬。李二曲不同,王弘撰在廷诏博学鸿儒后,虚于委蛇,来到京师,参寓冥天寺,不去拜见任何人。曾诗云:“临风每忆陶元亮,恐贞东篱照节香。”博学之君的王弘撰,不仅对理学有研究,还擅长金、石、书、画,“康熙王学字三年半,只有一点像弘撰。”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充满仪义之胆的王弘撰,在康熙八年(1669年)赴昌平拜谒崇祯皇帝陵,作为先朝遗民哭祭先朝皇帝,曰“念十七载覆载之思,心惭书剑;尽三千里草茅之悃,泪洒河山”!
还有户县的王心敬,专心奉养母亲,尽余孝道,从事学术研究,二次坚辞皇帝征召。投身实践,回归传统,隐居于李泉烟霞镇的“关学大师”刘古愚,以味经书院为阵地,传播思想,新文化,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其弟子众多,不断发扬光大。置于翠华山上的“翠华书屋”为其学生蒋古庵所持,民主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曾应邀游历书屋。“径终南山避远,而翠华山风景幽绝。”在翠华山圣祠即翠华书屋遗址处。刘古愚看中这块隐居之地甚好,不幸蒋古庵在康有为游历第二天之时,蒋遭土匪枪击致死,康闻蒋遇难,亲临出事地躬吊:“
“关学大师”在大隐中,在儒学的基础、在佛道两家的论谈中,在西方基督教在关中传教之时,寻求着自己的理学主张、信念,实践着自己的信条,造福于广大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其坚定的气节,注重实践的精神,独善其身的性格,这是终南山隐士的文化特点。终南山隐士文化,不仅感染了长安名士,连旷世大儒顾炎武也来此慕名修性。
“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胜。”隐居在此自然文化大山中,远离一些社会尘事的烦恼,实现自己心灵的净化和升华,研究学问,经世致用,未尝不是件喜事。从古到今,隐居不问缘由,不问身份,不分层次,全在于自己潜心修炼。今有终南,更不仅仅是一处生态观光之地,蕴藏在其内部的文化真是高深莫测,不可言传。“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只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朝圣名山终南山的文化悠远、清逸、深邃。
2009.10.11于长安
备注:本稿件为特约之稿,正在修改;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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