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圣哲 笔底波澜——探访杜公祠

杜公祠 记者 秦骥 摄

作为唐朝的都城，西安有众多文人墨客的历史遗存，杜公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杜甫纪念馆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北距西安城区约12公里，是西安市唯一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场馆。一代“诗圣”杜甫曾经居住在这一带，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

作为生活在唐代社会盛极而衰时期的诗人，杜甫用他的如椽大笔描绘了唐代社会无比广阔的时代画卷，也展现了自己异常深沉的内心独白。他的诗歌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力量、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被誉为“诗圣”“诗史”。

明代，长安人张治道有感于杜甫无祠可供祭祀而被冷落的现状，倡导地方人士出资，在少陵原畔修建了杜公祠。杜公祠曾经修葺三次后，在清乾隆末年毁于火灾。到了清嘉庆九年（1804年），在一些读书人的倡议之下，在今天的地址上重建了杜公祠。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杜公祠曾被多次修缮。

杜公祠背倚少陵原，面对樊川水，北临西安城，南望终南山，地势高敞，可登临远眺。

时代悲歌 千秋传唱

杜公祠不大，院内花木茂盛，环境幽雅，殿阁错落有致，古树苍劲挺拔。

大殿正中是杜甫的雕像。诗人面容清瘦，神色凝重，注视着远方。大殿西墙展示着杜甫简介和杜甫年谱，展现了诗人一生的行踪和主要事迹。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颠沛流离的一生，诗人背负着历史的忧患和社会良知，辗转奔波于疮痍满目的大地上，将个人之困厄、友朋之聚散、生民之涂炭、家国之兴衰等等，全部写入诗中。

大殿展示了杜甫生平不同时期的四首代表作。第一首《望岳》，流传很广，被后人誉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杜甫的远大志向和宏伟理想。诗中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谓杜甫人生理想的形象写照。第二首《兵车行》，是杜甫中年困守长安时期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首诗开始，杜甫的眼光投向底层的民众。第三首《春望》，是安史之乱中的作品，写的是沦陷中的长安，京城残破，满目凄凉。杜甫亲身经历了时代的痛苦，奋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第四首《登高》，是杜甫晚年所作，写他重阳登高的感怀。这时的诗人，白发苍苍，百病缠身，面对无边的秋色，国家的危难与身世的悲苦一齐涌上心头，浮想联翩而百感交集。这首诗风格悲壮，语言精工，是杜甫七言律诗的典范之作。

忧民之忧 记民之苦

院内有大殿、西展室、东展室，门柱上分别有三副对联。从三处对联中，可以看出后人对杜甫一生的总结与评价，也可以看出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无奈。

大殿门柱上的对联为：“一代悲歌，斥叛乱，忧黎元，世称诗圣；千秋传唱，化邪恶，启民智，人尊文昌。”这副对联上联写杜甫一生忧国忧民，痛斥乱臣贼子，关心百姓疾苦，所以被尊为一代诗圣。下联展现杜甫诗歌惩恶扬善的社会意义，感化人心，开启民智，因而在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传诵千古。

西展室门柱上对联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郭沫若先生拟的一副对联。上联盛赞杜甫作为千秋诗圣关注社稷安危。下联概括杜诗饱含感情，同情民生疾苦，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东展室门柱上对联为：“少陵野老吞声哭，杜曲幸有桑麻田。”这是一副集句联，把杜甫诗中的两个名句集于一联。“少陵野老吞声哭”来自《哀江头》，表达诗人对安史之乱中时局的忧虑。下联“杜曲幸有桑麻田”来自《曲江三章章五句》的第三首，写他仕途无望，意欲归隐杜曲的无奈心情。

少陵野老 千秋余韵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里。他7岁开始吟诗，20岁开始漫游。35岁时，杜甫踌躇满志，来到长安。次年应诏就试，不第。此后屡次向王公献诗，向玄宗献赋，均求仕无门，生活也陷入困顿之中。后来，杜甫移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原畔，因而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长安布衣”；又因曾为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杜拾遗”。

长安艰辛的经历，使杜甫的诗歌直面冷酷的现实，诗风转为沉郁顿挫，代表作为《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忧国忧民的诗歌。

杜甫对济世安民有着执着的追求，然而时运不济，穷困终生，他将一腔忧愤化为1400多首不朽的诗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千多年过去了，漫步杜公祠，在寂静清幽的院落，吟咏一首首不朽的诗篇，依然能感受到杜甫远大的理想与深深的无奈。

记者手记

杜公祠

杜公祠在长安少陵原，是明代时有人感于杜甫无祠可供祭祀而建。选址少陵原，是因为杜甫曾移居于此。

站在杜公祠眺望，可以看到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然而，一切的喧嚣热闹与杜公祠无关。这里，绝少人迹。院内，古木参天，葱葱茏茏，连鸟啼虫鸣都被深深的寂静所遮蔽。

尽管荒僻，尽管简陋，但杜公祠从不曾被淡忘。因杜甫，杜公祠成为西安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一如在浮躁与浮华的流俗中，杜甫的诗作被冷落与忽视，但杜甫的盛名从不曾削弱。在诗歌史甚或文学史上，杜甫都如雄峻的高山巍然屹立着，没有峰岭能够遮掩住他。这座山，盎然突兀，即使无人登临领略它的峻秀，即使无人进入探求它的深邃。只要抬头，它就在那里，一个无法忽视的卓然存在。

杜甫是孤独而清苦的。寄居于繁华热闹的京都，高官显贵熙熙攘攘，然无人赏识杜甫；骏马豪车往来穿梭，然杜甫陷入一炊一饭的困窘。“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杜甫在写李白，更是在写自己。李白还曾在绮丽辉煌的宫廷挥洒豪情与才华，而杜甫一生困顿与压抑，从不曾畅意地纵声高歌。

在杜公祠院内抬头看去，蓝天白云似乎与茂密的枝叶相接，举手可触。

初到长安，杜甫定是意气风发、激情澎湃。那时，唐朝正处于鼎盛之际，辉煌与灿烂的景象定让杜甫感到炫目与激动。

意气与激情，更源于杜甫的自信——他相信，自己是一匹骏马，可横行万里。他相信，自己是一只雄鹰，可搏击长空。而长安，定是任他纵横驰骋的平原，定是让他扶摇直上的天穹。尽管此前因落榜郁闷过，但他觉得那不过是偶然。

在一个流行与崇尚诗歌的年代，杜甫相信凭着自己的满腹才华与凌云健笔定能一展抱负。

然而，杜甫错了。因为沉醉于奢靡与享乐，唐王朝在表面浮华之下千疮百孔、大厦将倾。哪里有什么平原，哪里有什么天穹，有的只是荆棘丛生，有的只是乌云恶风。

杜甫了解自己，却没有了解那个时代。

流行诗歌，是要借助诗歌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崇尚诗歌，是要通过诗歌颂扬功德、粉饰太平。

对于心系黎民、以诗为史的杜甫来说，实在与时代格格不入。一次次的希望与努力，等来的只是失望与落寞。在忽视才华的时代，才华一文不值。

在盛世之中生不逢时，注定了杜甫的一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并与时代的浮华渐行渐远。在这渐行渐远中，杜甫行走为时代的真实，成为屹立在历史洪流中一个峻峭高标的柱石。

李白是造梦者。在萧瑟灰暗中，他用自己的才思与豪情构筑出一个金碧辉煌、辽阔高远的世界，并在这世界中对酒高歌、俯瞰宇宙。

杜甫是寻梦者。胸怀凌云之志，心系百姓之困，尽管道路崎岖，尽管乱石遍地，杜甫一直前行，向着让黎民安居与欢颜的梦。尽管寒风萧瑟，尽管衣衫褴褛，他蹒跚的脚步从不停歇。在身如飘蓬中，他抒写着自己的惆怅与无奈。在饥寒交迫中，他镌刻下黎民的疾苦与灾难。在困顿与痛苦中，他以史家之笔、诗家之情，真实、生动、深刻地记录下炫目之下的黑暗、鲜衣之下的卑陋、繁华之下的没落。

史官笔下是帝王的历史，是金戈铁马中武将的丰功伟绩，是运筹帷幄中文官的谋略智慧。“伏尸千里”“斩首数万”，无数鲜活的生命成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甚至成为印证军功的骄傲。

杜甫的笔下是平民的历史，是兵荒马乱中黎民的生离死别，是饿殍遍野中百姓的悲号啼哭。牵衣顿足，吏呼妇啼，每一次战乱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妻离子散，是无数生命的无辜失去。

在史官眼中，唯见帝王将相的风采，千千万万的黎民不见了。在杜甫眼中，黎民的痛苦清晰而强烈，王朝的没落了然而透彻。

无法改变黎民的痛苦，他就记录下黎民的痛苦。

无法改变王朝的没落，他就记录下王朝的没落。

以史入诗，以诗记史。通过诗歌，杜甫让我们洞彻那个王朝的真实，感受到无数生命的挣扎、渴盼与无奈。

杜公祠与繁华的街衢近在咫尺，举步可至。然而，这咫尺的距离却似乎天涯海角，永不可达。咫尺天涯，也使得杜公祠仍然是杜公祠。拜谒者少，却多为知音。纷纷扰扰随波而至，即使游览者多，却也乏味，并搅了这里的清静，杜公祠便不是杜公祠了。

移居少陵原时，杜甫正值壮年，而他自称“少陵野老”。野，是因为无法融入世俗；老，是壮志难酬、无可奈何、岁月催人，身虽健，心已老。

杜甫是清醒者。李白饮酒后，便忘记烦忧，激情澎湃地高歌。杜甫饮酒后，必定愈益清醒，愈益忧愁与孤独。在浪漫主义风行的盛唐，他显得形单影只，知音难觅。而当唐王朝由盛转衰时，他的现实主义风骨便愈益凸显挺立。在特立独行中，在倔强不屈中，杜甫登顶了现实主义诗作的高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飘零中，杜甫在无垠的大地徘徊。在孤独中，杜甫在广阔的天空高翔。

清醒者常常是悲哀的。在诗歌最为辉煌与夺目的时代里，伟大的诗人杜甫却郁郁终生。时代会忽视和埋没人才，但历史不会。在千百年的历史风浪中，浮尘终将散去，沙土终将无踪。在千淘万漉中，金子终会灼灼地闪耀而出。

鲜花盛在一时，劲树屹立千年。

在杜公祠院内，有几株古树腊梅，枝繁叶茂，绿意葱茏。每至寒冬，满树黄花，芬芳馥郁，羡色觅香而至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