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长安农协活动于长安（每小平）

长安区的农民活动波澜壮阔，并走在陕西的前列。为打倒地主、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做出一定贡献。

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反馈出大革命时期长安农民协会的历史，笔者多次走访区档案局，查阅《长安县志》、《长安新志》、《西安党史资料》、《长安党史资料》、《陕西国民大日报》等资料。并且非常感谢张草、赵利侠、刘鸣、王燕等同志给予的极大帮助！

长安农民协会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使整个中国沦与落后衰退的状态。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长安在腐朽到顶的反对政权摧残下，经济、文化更陷于破产、衰败的境地。长安人民也类同其他各地人民，熬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痛苦岁月！

在解放前那种黑暗的岁月里，长安人民忍受着“三座大山”的严重迫害，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由于兵燹、匪患、苛捐、杂税、饥荒再加上地主豪绅压迫和刘镇华围困西安城，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中。此外，长安是胡宗南西北匪帮统治西北的老巢。有陆大党政参谋班、军法处、第七分校、游干班、中美训练班、锄奸同志会、铁血反共救国团、中统设立的白道峪监狱……反动派利用这些来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再加上伪长安警察局、检察署、法院等，与胡匪特务相勾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维护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及资本家的利益，保护土豪劣绅、土匪恶霸及反动会道，让他们骑在长安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如奈金满，在任伪高半乡乡长时，放赌纵凶，敲诈贪污、侮辱妇女、无恶不作。前后活埋、枪杀、威逼投井群众10人，奸污民女12人。石怀玺在任职保主任前后，杀害群众16人（有义勇军7人）。鸣犊柏坊村恶霸地主张立信，在任伪保长职内，将村民封公成大卸八块；抢伐孙家沟、王家沟、张家沟公有树木给自家盖房。村民不服进行上告，推选张长庚说理。结果伪法院与警察局大肆搜捕原告，将张长庚关押。长安民谚曰：“打下粮食是地主的，娶下媳妇是保长的，养下儿子是老蒋的。”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甭进来。据调查，王莽村80%以上的农户都承受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各种苛捐杂税，全村每年上缴32万斤粮食，占粮食总产量85%。全村169户，缺粮吃110户，讨饭17户；全家盖一床被子有80户，无被可盖共30户；冬天无棉衣穿的共40户；为了生计，有4户卖了亲生儿女，5人卖了自己的妻子。农民益生藩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陆恒春活活逼死。大东村的贫农张林旺被凶狠残毒的恶霸地主张子敬用铡刀铡死(摘自《长安新志》)……

1926年10月，中共组织排陈嘉惠等到长安县建党和开展农运。1926年12月，中共长安支部建立。随后，发动和领导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掀起反帝反封建热潮。

1926年4月，西安被镇嵩军围困。10月，地下党员张松林、侯德甫到蓝田赵伯平任教的巩村学校研究如何捣毁镇嵩军在狄寨、曳湖的粮台遂即发动农民群众和部分进步人士于一个晚上捣毁了刘镇华在长安狄寨的粮台。逮捕了粮台办事人员，开仓放粮，救济难民。此事在当地震动颇大。减少了刘镇华部队的供给，为西安城解围立下功劳（摘自《长安党史资料》第二辑）。

说明：辛亥革命前，长安、咸宁是两个县治。1911年10月陕西“反正”后，咸、长两县并而为一，统名长安。在县行政公署内，称咸宁为东股，长安为西股。原来县府以下的组织，在长安称“廒”，在咸宁称“仓”。“廒”、“仓”都是当时在丰年时防荒储粮的所在。长安西股有18廒，东股有36仓。廒仓之下设保障所，保有乡约，每保约五六个村子，全县共有2000多个村庄。每村有官人（村长），各村有民团。收粮银的组织交里，里有里绅、书手，里以下有甲，甲有甲长……

地下党员郗天皙、郑承武、曾逸至三人扛着“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队”的旗帜，到长安缪家寨、杜曲、黄良、郭杜、鱼化、河池、三桥等地开展宣传国内外形势以及组织农民协会的意义。经过宣传和一番工作，长安县第一个农民协会-茧子新村农民协会于1926年12月中旬成立了。

长安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7年1月2日，220名农民代表参加农协会，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做出取消苛捐杂税、减轻粮款、整理廒务等六项决定。由陈嘉惠、刘友珊和郗天皙三人负责，作为领导机关。并立即进行各级农民协会的组建和发展工作。截至2月底，长安已有3个区，150多个村子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多达2万多人。他们把旧团局改编为红枪会或农民自卫军，显示了农民伟大气魄和强大力量。1月15日，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到会百余人。会议决定取消欺骗人民之机关。要粮草统按地亩摊派，免纳以前所加之详款等事项。

三桥廒在三桥镇南庙召开二十多个村子的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会议由丁世丰支持，雷晋笙到会讲话。1月19日，长安县河池廒农民协会成立。会上悬挂“长安县第一区农民学会成立大会”横额和“打富济贫”旗帜。大会由郗天皙、郑承武主持并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会后大家进行合影，并组织宣传队到附近各村庄进行宣传。1月21日，三桥廒（二区）召开了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议由丁世丰主持，县农协筹备处、县农运讲习班均派代表参加。3万多农民荷抢持械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月23日，长安县黄良廒（三区）农民协会在黄良镇成立。省上派军事政治大队队长张汉民带领政治队学员，敲鼓吹号，步行三十五华里前来参加大会。会议选出郗天贵、李鑫山等人为区农协委员。会后，清算了廒绅鲁午峰的贪污罪行。

1月25日，长安县农协会筹备处在西安南四府街召开筹备会议。长安地区作农运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主席肖光前报告开会意义，磋商农民讲习所及筹备处的工作问题。当时凡是拥护赞成农协的人均可参加农民协会组织，主要吸收贫、雇、中农入会。

当时长安县的仓、廒、团、局尽为土豪劣绅把持，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凡有农民协会组织的村庄，农民都与土豪劣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积极勇敢的推翻仓、廒、团、局，夺取地方政权。

1月26日，县农协筹备处开会讨论，决定清算长安县财政局的财政收支账目。第二天即函告县长，县长彭季强即答应派张汉三、吴衡一两人协助。2月12日，农协筹备处又发出了“关于清理财政局账务的传单”，指出：“我们是长安的主人，长安的财政局是我们农人的财政局，局内的银钱都是我们的血汗。所以我们对于长安的财政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监督才好”。经过清算，查出长安县财政局局长杨冠三、洪子明任事以来黑幕重重，常与恶官劣知事彼此勾结，相互利用，暗中同盟，把持财政，徇私舞弊，极端专横，贪污巨款，手段恶劣，县农协登报公之于众。

1927年1月，拘押了把持县财政的恶绅赵宝臣、宋品三。国民党军官任意摊派粮款，强收硬索。农协组织农民斗争。三民村把驻军派粮委员赶了出去。秦镇和迪村一带农民缴了催收粮款军队的枪……同月，五楼廒群众将东大乡约张林旺捆绑至鱼化廒交宣传队处理。经审问，张承认贪污三千块银元，但坚决不退，态度蛮横，激起群愤。经省农民部批准，于农历十二月初七在鱼化寨村东河滩将张铡死。事前省农民部出了布告，事后县上又公布了罪状。

2月7日，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西安开通巷一中内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学习期限两个月，参加学习有三十余人。讲习班由刘友珊（在广州毛泽东举办的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陕）主持。学习课程有《农民运动须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概论》，已经有关革命的文章和歌曲。讲课的有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张寒晖等人。经过学习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极大促进了长安农民运动的发展。

2月12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为了便于工作，设立农民办事处，委派专人负责指导。西安办事处由陈嘉惠、刘友珊、郗天皙三人负责。工作区域为长安、临潼、蓝田、户县、咸阳五处。

2月12日，鱼化廒（四区）在北窑头召开了区农协成立大会。参加农民有两万余人。大会由徐汉儒和张养诚支持并讲了话。省农民部给大会送来用红布制作的“全国农民团结起来”的大幅标语。会议选出徐志新、张雅轩等为区农协委员。

2月14日，五区（五楼）农协，在共产党员李艮、徐汉儒（代表县农协筹备处）的直接领导下，在五楼廒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农民达到两万以上。

2月24日，姜村廒成立了农民协会，选出整理廒务委员会十人来监督绅约，整理廒务。协会给委员会规定了具体任务和办法，并发了宣言。

2月24日晚，靠近沿山的五区有土匪出现。农民自卫军闻讯在徐汉儒等领导下，召集千余名武装农民剿灭了土匪。还缴获了扰乱乡村的李虎臣部队三十多支枪，武装了自己，壮大了力量。农民群众对自己军队的出色表现感到满意。到了3月2日，仅五区的武装农民就发展到三千人以上。

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西安区办事处负责人陈嘉惠派赵伯平任引架回仓（十区）农协主任、农民自卫队队长。

3月初，张新法组织领导长安杜曲农民协会在娘娘庙（今杜曲中心小学）成立。主任：郑志安、郑玉波；农协组织是张新法，宣传王居仁；参加农协工作的还有：赵纪元、范云哲、关镇藩、邢成勋等。

1927年3月5日，长安县农民协会在莲花池（今莲湖公园）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五个区三百六十多个村近武装农民一万余人。刘伯坚、于右任和苏联顾问赛富林等都讲了话。会后农民自卫军和西安各界群众一起举行了反英大游行，一路上红缨枪矛闪闪发光，革命歌声势如春潮。

3月6日，农民代表二百三十四人在南教场省立单级师范（报恩寺街小学）召开了长安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亢雄垎主持大会，通过了十项决议，内容是支持反英运动、废除仓廒团局、惩办土豪劣绅、改善农民生活、肃清土匪、实行农村教育、组织农民自卫军、拥护革命政权及革命武力等议案。大会选举陈嘉惠、徐汉儒、丁世丰、郗天皙、肖光前、郑香亭、秦生华、韩仕美、高生培、黎登昆、张新法、张养诚、郭老汉等为委员，以陈、郗、肖、郑、秦、黎、郭七人为常委，陈嘉惠为主任委员。农民协会机关设在西安市南四府街。“长安县农民协会”的红底绿字木牌挂起之后，引起一阵阵雷鸣般掌声。长安农民运动在县农协的领导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冬至汤峪、鲸鱼沟、南至终南山麓，西至沣河两岸，北至渭河，在这一幅员辽阔的秦川原野上，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起来，极大动摇了地主豪绅的罪恶统治，长安县成了全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此后，不少区、村农协改变和改造仓廒团局武装和民间“红枪会”，建立“自卫军”、“纠察队”。

4月16日，县农民协会组织两万多农民在西安莲花池参加了拥护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运动。

4月16日，长安县四区（鱼化）、二区（三桥）、十二区（王寺）农民协会于上午十一点在北窑头雷神庙（今土门办事处）联合召集了拥护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到会者约7千余人。会议由叶士荃主持。会议通过了以实力接济革命的国民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和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吴佩孚等议案。

4月17日，长安县第九区农民协会在杜曲西江坡成立，并发表了宣言。宣言说：“现在救苦救难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农民协会；不是真龙天子，而是我们自己；……农会是贫农友的救星”。

4月19日，国民联军第四师协助农民耕地团在河池廒耕地。与此同时，七区农协（甘河）从国民联军司令部领回牲畜一百五十头，四区农协（鱼化）领回牲畜五十头，解决了农民春耕生产的困难。

县农协发放金融流通券（农贷），解决了全县贫苦农民的春荒问题。

4月21日，四区农协领导全体会员，与恶绅廖有亭进行了斗争，清算了贪赃事实。

五楼地区农民协会还用追缴土豪劣绅贪污赃款买地63亩，建起一所小学，农民协会坚决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放足剪发。五楼区农协就曾批准过男女青年的 或离婚申请。当时，长安县农协在西安地区很有声势和影响。

《长安县农民协会启事》

现在长安已经成立十个区农民协会。所成立之各区农协，对于党务文化均有相当成绩。区分部成立十个平民学校及夜校十余处，儿童劳动会四处，农民俱乐部五处，新闻剧团五处，乡村一片革命空气，尤其儿童运动特别热烈。由此可证明农民真是革命主力军，但是宣传品和书籍太少。希各界热心革命诸同志将平民读本哪、书报哪，及其它革命书籍给敝会常常多寄几份，以资宣传，不胜感激云（原载1927年4月7日《陕西国民日报》）。

5月初，中共陕甘区委派潘自力任中共西安第一部位宣传部长，同时兼任长安农协宣传部长。

5月5日，县农协协会组织全县十二个区六万多武装农民齐集西安，参加了西安工、农、商、学、兵各界举行的纪念“五一”、声讨蒋介石、拥护国民军的群众大会，农民们荷抢负戟，或抗铡刀、或持铁叉、梭镖、斧镰，袒胸露臂、斗志昂扬，精神焕发，步伐整齐，受到各界人民赞扬。

截至六月底，全县共建立区农协17个，村农协会520个，会员发展到二万五千二百一十六人。区、村农协还建立了“农民自卫队”、“纠察队”等武装组织，有枪三百余支。

7月8日，长安县农民协会第五区布告宣示：“昭得鱼化廒恶绅夏禹臣，于农运同志宣传捕匪之际，竟敢散发传单，……该绅不顾事实，任意捏造，实属罪大妄为，……姑年该绅自称误会，从轻处罚。将绅士资格取消外，令该区农友押解游村，以儆效尤。……”

7月15日后，宁汉合作，国共分裂。西安警备司令部下令解除各级农民协会及各群众团体组织，并派员严密搜查。从此，长安的农民运动由公开合法的转入地下秘密的活动。五楼临近沣峪、祥峪两个山口，位于长、户两县之间，离西安较远，封建地主、反动势力对农民压迫剥削非常残酷。这一地区群众基础好，党员较多，加上地势险要，因此县委决定把五楼作为全县工作的重点区。用抗捐抗税来发动农民，并组织农民暴动。何经纬军队经常在五楼、和迪、郭村一带派粮要款。农协便领导农民拿起大刀、长矛、谷叉等做武器，常和伪军进行斗争，抗粮夺枪，使伪军不敢轻举妄动。

7月，三桥地区鸦片丰收，附近土匪大肆抢劫。三桥农协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剿匪大队，由区委书记丁世丰领导。党员刘志道、张学正指挥三十多名党团员、进步青年参加。晚上巡逻放哨，匪迹才有所收敛。此举颇得农民信任和赞扬。

1928年10月上旬一个晚上，党员亢伯毅、戴其让串联可靠的农民，每人再串通一二人，约好行动时间。天黑后，一声号令，数百农民手持火把、大刀、標枪、长矛等武器，由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包围三桥地区地主家的宅子。地主闻声潜逃，逃不及时的被处决。并且很快将地主粮仓打开，将粮食全部分光。经过打土豪分粮斗争，不但姐姐了贫农吃粮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一时期，全县普遍开展了以算账为中心的反土豪劣绅斗争。黄良廒清算了廒绅鲁午峰的贪污帐。河池廒清算了廒绅胡永成的贪污赃款并押到县农协看管追赃。杜曲仓清算了长安的大土豪王效廉和郭庚伯的贪污帐，退出银元2700块。同时也清算了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十几个人的财务帐。此后用这些钱购置了土地63亩。在南留村创办了淳化小学一所。甘河廒农协清算了恶绅张天锡的贪污帐，并发动宫子村东、西、中三所群众开会对其进行斗争，使其承认了罪恶事实，将贪污的赃物如数退还农民。

民国十八年，灾情严重。三座大山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农民没饭吃、没衣穿。党领导农民组织分粮队，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活动。在斗门、咸阳、鱼化、三桥等地打地主恶霸，分粮救济穷人。

同期，五楼地区的农民清算了大土豪，绰号“碗客”的张灵旺，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他的罪行后拉倒鱼化寨处决；三桥农会处决了土匪杨午正，河池地区也清算了廒绅的贪污赃款。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长安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杜曲首先插起了“农民救国会”旗帜。在杜曲寺坡关帝庙召开了“农民救国会”成立大会。会议由丁志明、李浩、何承华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杜曲农民、教职员、学生和全县三十六联的农民自卫军共1万多人。西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谢华、徐冰加等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在与会农民的坚决要求下，筹备会议变了成立“杜曲农民救国会”的意见。决定成立了“长安南乡农民救国会”。大会选举了何元勋为出席县救国会议的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响亮口号：一切救亡朋友齐动员，打倒日本救中国。结束时，西安学联剧团向大会公演了抗日救亡戏剧。南乡农民救国会虽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威胁和破坏，活动极为困难。但在共产党的领导和“西北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下，坚持办学校，建立据点，进行革命宣传。

农民协会帮助农民反恶霸的具体活动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反动派活动猖獗，长安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党领导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长期、反复、激烈的斗争。大小暴动都是党员自己组织。主要有组织农民抗粮抗款、清算土豪劣绅的帐、镇压发动派、反对封建婚姻。1927年12月，中共和长安县委在长、户交界下草村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开展武装暴动问题。1928年春又在咸阳老爷庙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暴动委员会”，李艮为暴动总指挥。农历3月28日晚，在咸阳马家寨举行暴动。由县委书记张新发、团县委书记杜松寿、县委委员李艮和区委书记程开运组织领导，五十六人参加。当晚处决恶绅白云发、白云升和白云廉，收缴部分白家高利贷契约。是年5月，县委委员李艮、杜松寿与河池区委书记程乐善、三桥区委书记徐经霖等组织党、团员30多人，带着武器，捣毁三桥廒所。10月，刘启宇奉县委之命，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20余人，于28日晚在五楼灵感寺处决阻挠和破坏农会工作的老和尚祖恒、廒约刘志杰及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催款专员。打击漳浒寨高利贷盘剥韩土豪，人称“韩扒皮”，以放高利贷剥削卫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民愤极大。刘启宇、程乐善、祈廷贵等十几个人教训了这个家伙。

党在地下工作时经济非常拮据。三次计划拦截五楼廒钱款，未果。第四次，由徐汉儒、康居仁、靳步西、刘启宇等人领导下，将私吞公款2600元的刘大汉由刘志杰执行枪决。令当地恶绅闻风色变！贫困农民个个拍手称赞，大快人心！

5月24日，国民军出关时，长安县农协组织了欢送国民军的输送队。帮助国民军输送子弹、粮款及其它均需用品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致谢长安农民的信中说：“值此天气炎热，二麦成熟之际，农友们心甘情愿、不辞劳苦的前来帮助。……这是……农友们认清了政治的关系……,实在是武力与民众结合之表现”。

5月中旬，为了抗议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悼念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声讨驻户县军阀何经纬5月11日杀害郑承文（长安县小江村人，任户县农协特派员）的罪行。三桥区农协在三桥小门前召开有三万人参加的大会。大会由三桥区委书记丁世丰支持并讲了话。

6月1日，省农协筹备处召开了全陕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4人，代表了三十二个县的农协组织。长安县代表杨应选（鱼化区）、杨新昌（河池区）参加了会议。

7月14日，长安县农民协会启用圆形印章，并发出启事：“根据省农协指示，将以前本会所用的方印取消，自今日起启用园印，特此声明”。

1937年，李浩、丁志明、何承华、刘汉银、徐养哲、李云峰、何元勋等在杜曲西村帝王庙组织了抗日救国宣传大会。号召各界人民齐动员，打到日本救中国。程乐乐长安农民救国会（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的农民约1.2万人，或持长矛、或拿扫帚、杈把、锄头。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在这次大会上，36联代表推选何元勋为代表，和牛树勤、周伯纯曾去西安师范参加了西安救国会的干部代表会此后，推选何元勋为杜曲农民救国会会长（每曾辉、每云九提供）。

1944年11月（农历十月初三），长安库峪口爆发了一次农民反暴政起义。一夜之间，东起戎候、引镇，西至王曲、子午，普遍燃烧起了斗争的烽火，参加的有四五百人。他们打着“西北人民自卫军”的旗帜，戴着“除暴安良”的臂章，声势浩大，规模壮阔。起义军惩办了国民党军政部的两个要员，捣毁了伪戎候乡公所、警察所。驻在大兆的伪长安县政府处在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岌岌可危。这次起义虽被反动派镇压而失败，但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迎头痛击。

解放前夕，县委和61军抽调130人参加工作队，在王曲、皇甫、杜永村和贾里村、曹村、幸家坡、马厂等村，斗倒了15个恶霸，2个保长，农民得到了果实。计小麦一千一百零四石三斗，银元一千九百二十元，土地二百二十五亩三分，房十六间，木料七百根。改造了政权，政治上翻了身。参加斗争的人数三万三千六百人……

农民协会遭受镇压和迫害

正当革命风暴雷驰电掣，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孰料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由于宁汉分裂，当时陕西情况表面上上保持着原有的形式，但事实上反动势力对国民党提出所谓的“分共”、“清共”，已经心里有底。因此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蠢蠢欲动，态度嚣张。如五楼地区恶绅刘大汉在廒所任职时，曾贪污巨额税款。当农协追究时，他不但绝不承认，还扬言“要和共产党拼命”。为了弄清情况，农会便把其抓来让他交待。不料驻户县的何经纬部却派来一个营的兵力，把农会团团包围达四五个钟头进行威胁。事后，区委为了回击何经纬，震慑当地的土豪劣绅，经报省农协张含辉批准，把刘大汉枪毙了。

7月15日，冯玉祥终于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革命的妖风在西安刮起，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先后解体，各级农民协会及群众团体被勒令解散或停止活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破坏。

当白色恐怖严重，我党转入地下以后，长安农民运动也由采取合法手段转为秘密武装活动。为了对付反革命势力反扑，证明革命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张含辉、张新发、杜松寿、李艮、徐汉儒、康居仁、徐经霖、丁世丰、刘启宇等，连续在三桥、五楼、河池、姜仁等廒，对当地恶霸地主的反攻倒算和催款委员会敲诈勒索行为就行了必要的斗争。但总的农运已转入低潮。户县军阀何经纬活埋了郑承文，还经常派军队和便衣队在长、户之间搜捕革命者。徐汉儒、李艮、康居仁、张新发在此前后为革命而英勇牺牲。

1928年夏初，惩办了马家寨白家白年娃、白景年、白仓年三恶霸，烧毁了帐契，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首恶分子白新太、白云祥的逃跑，给革命斗争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白云祥逃至南京，找其弟白云杰，陈述了他家被打击的情况。白云杰即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向白云杰签发了一张手谕，令陕西反动当局对白的剿共行动予以协助。白云杰持蒋介石的手谕赶回西安，扬言要“杀进共产党，为他家报仇”！

这个反动分子一面密布爪牙侦查共产党员行踪，一面将村中平时对他不满的贫苦农民集中起来，强迫披麻戴孝，手持丧棒为他假的死者送葬。更扬言要将我共产党员徐志新逮捕绑在戏台上搞了个活祭灵。接着对我地下党员进行大逮捕。张祜、杨恒苍、殷启明、何藻轩等先后被捕，押至西安投入监牢。同时杀害了本村何景山兄弟二人。

张祜被捕后，张恒苍因何白云祥同住一村，只得逃至西安西大街吉庆生药店暂避。不幸，在西大街桥梓口处被白云祥偶然看见，即招来伪警拘捕，关押在军事裁判处监狱。杨恒苍在狱中受尽酷刑，表现大义凛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并用毛笔写了三封遗书，秘密捎回家中。一封是给他叔父的，抱愧未能再尽儿子之孝；一封是给他妻子的，遗憾未能白头偕老；一封是给他学生胡光壁的，勉励认真读书成人。并写着“二十年后，必有人为之报仇”。他的父亲去监狱看他，亲勉他不要以死为俱，要视死如归。他的回答是：“你的儿子是有志气的，不是脓包，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因此，他在就义时抬头挺胸，慷慨激昂，毫不畏惧，高呼革命口号，大骂军阀背叛革命，使在场群众莫不含泪称赞。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对付白家的报复行为，于1928年秋派康居仁、程开运两位同志具体指导，在八里庄正准备召开干部紧急会议，不幸被白家的密探发现，密报敌人。伪军即派兵包围了八里庄，在场的康居仁、程开运两同志被捕，并逮捕了戴其让的妻子，同时伪兵借此在村大肆抢劫。当时只留下两个伪兵看守被捆绑的康居仁、程开运两同志。康居仁系彪壮大汉，年富力强，趁机挣脱绳索和伪兵厮打一起，他呼喊程开运脱绳夺枪，正在这紧急关头，不料伪军赶到。向康居仁连发数枪，康居仁即倒在血泊中。其后伪军将程开运和戴其让的妻子押走，并将奄奄一息的康居仁抬押赴县。在县府大堂戴其让的妻子面对康居仁的惨状，不禁失声痛哭。康居仁英勇顽强的抬起头来说：“革命就是这样，死了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可不许流泪呀”！这是康居仁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戴其让的妻子擦干了眼泪，和敌人做顽强斗争，受尽酷刑，烧的遍体鳞伤，打得体无完肤，而终未屈服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贞坚品德，后经乡民将其保释。程开运始终装作哑巴，不吐一字，傻里傻气，后经其父托人保释回家。

1941年，皇甫村农民为反抗封建、反动统治，以王满银为首的36人举行暴动，被胡宗南匪帮残酷镇压，其中3人被害，其余投入监牢。

恶霸地主郑福乾在樊南地区贪污敲诈、行凶作恶，激起民愤。群众公选地下党员高庇民为代表会主席，向郑进行了无情的清算斗争，郑怀恨在心，收买当地惯匪头子孟随随趁高庇民填造报灾表深夜回家之际，枪杀高于红庙太峪河岸上（解放后，郑、孟被依法处决）。

由外地返回地方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周琴（长安马王张家坡人，任西北局文书科长）、韩生祥（长安斗门张王渠人，任河北邯郸游击大队长）、薛玉瑞（长安斗门张王渠人，由陇东派回）、贾孝义（长安斗门张王渠人）等，被叛徒出卖，遭敌杀害。

长安农民协会的成立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和广大农民同当地地主恶霸进行斗争下取得的。长安农民运动的失败，也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使党没有重视独立武装的建设，以至于敌人露出狰狞面目挥舞屠刀之后，又显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继而冒险主义又取得支配地位，说什么“积小暴动为大暴动”、“没枪，用刀矛也要暴动”等等，不知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遂使党的许多优秀人以及革命青年献身或淹没于血泊之中。1927年大革命以后失败的惨痛教训，应该永远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