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师的宽容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由英美两国的五个教会和伦敦医学会于1906年在北京合办，代表着当时最高医疗水平。鉴于梁启超在学术和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对梁启超的病相当重视，经过众多专家的会诊后决定对梁启超进行肾脏切除。手术由留学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辅助，手术其他人员也都是从各方面精心挑选，可谓是阵容强大。但是，由于值班护士用碘在梁启超肚皮上标明手术位置时疏忽大意标错了地方，而刘瑞恒本人手术前也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Х光片，结果错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右肾）当成坏肾（左肾）割掉。失误在手术刚结束之后就发现了，但由于这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遂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梁启超被割去右肾显然是一次重大的医疗事故。北京的几家报纸《现代评论》《社会日报》等很快便将此事吵得沸沸扬扬，结果引得人们纷纷攻击协和医院。与此同时，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医院“以人命为儿戏”的做法义愤填膺，他们通过媒体向协和医院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作为事故的受害者梁启超本人却是另一番表现。尽管他也责备了协和医院的粗疏，但他并没有过分地指责，反而表现得很是宽容。他不但没有状告协和医院，还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他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开脱。

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文中，梁启超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了协和医院的治疗。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医院。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梁启超在文章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对于梁启超的这种宽容做法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们哪里知道梁启超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医学乃至科学的一种维护。当时西医刚传入中国不久，很多人持观望态度。梁启超将西医视为是科学的代表，他认为维护西医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当时那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梁启超担心如果对协和医院大加鞭挞，会影响老百姓对西医的看法，进而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929年1月15日，梁启超病危，他预感到自己将一病不起，于是嘱咐家人：在病源未发现前，如其病不治，则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可见，为了医学事业的进步，梁启超是宁肯献出自己的身体性命。1929年1月19日，一代大师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