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家在龙巷

作者：吴景桦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12年08月31日点击数：

西安市城内有一条贯通北起西大街、南至小南门的南北向街道，它从西大街进琉璃庙街（现称琉璃街）往南行走，分别经过盐店街、梁家牌楼什字；五味什字、五星街什字；太阳庙门、报恩寺街什字，然后直出小南门通环城路，长约657米、宽10米，这就是西安古老的四府街，它以五味什字——五星街什字为界，以南部分是南四府街，以北部分是北四府街。

四府街是在明洪武年间，因街上有秦王的第四子府邸而得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改称红缨街，1981年时恢复为四府街。

我的家就在南四府街龙巷1号。龙巷位于南四府街路东边、西安日报社的南邻，是条约摸有50多米长，4、5米宽的东西向死胡同，巷子里座南朝北第一家就是我们吴家，我家是在1945年祖父吴廷锡先生过世后（字敬之，号次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光绪举人，历官陕西华阴和略阳知县、榆林道尹、汉中府知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聘我祖父为陕西通志馆编导，进行《陕西通志稿》的编纂工作；1937年参与搜编毛俊丞《君子馆类稿》；曾与长安县宋联奎、蒲城县王键将北宋浙江人张礼，字茂中所著的《游城南记》校编入《关中丛书》，平生著述颇丰，但因经历了“文革”浩劫，现零星存有《双梅书屋诗钞》手稿本及其它一些文稿），由我的祖母陈祥峰将原来小湘子庙街33号吴公馆的府邸卖掉后，花了三千块大洋买来的住所，那是一个三进院落的后半院，前门在太阳庙门，祖母买了后半院后就在龙巷新开了大门，与前半院的常家砌了院墙隔开，形成自己家的独院儿，大约有两分地那么大。整个院落临着龙巷的外墙，全部由青砖砌成，一砖到顶，房高有5米，屋脊上的脊瓦也是青色的，上面有各式各样雕刻精致的花纹，虽已记不清花纹的具体形状，但一定有不同的寓意吧。

我家大门楼的三级台阶是用清一色、整块的青石板砌成的，经过天长日久的踩磨已变得油光发亮，大门两侧有两个柱顶石，高约53公分，石面直径有45公分，小时候我跟堂姐经常一人坐一边，要么拿着小碗吃饭，要么等待大人回家，那柱顶石的石面已被我们磨砺得既光滑又乌亮。黑漆色的双开大门宽1.8米，高2.2米，高大而威严，门板是用5公分厚的紫檀木板制成，门扇背面安装有防盗的机关，当门杹子插进门纂时，机关会自然落下，掉入门杹的槽窝，起到固定门杹、防止门杹从外面被人拨开的作用，构思奇妙，做工非常精巧，极具艺术性和创造性。门扇的正面镶嵌着两个黄铜的大门环和门环挡板，门环光滑圆润、金光闪亮，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门环挡板在门环长期的击打过程中，已磨砾出一道半园的弧型，每当有人回家敲门时便发出“当当当”浑厚响亮的声音，即使人在后院也照样能够听得见。在门环的上面还分别装着两个小铜环，这是在全家人外出时，把“听杆”插进小环用来锁大门的，这“听杆”一边是大出铜环的圆形铁片，另一边是小于铜环且在端部开有长条形孔眼的一根铁棍，开孔处挂上一把大铁锁就可以把大门锁上了，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是用这种方式锁大门的。进入大门后便是一道红木质地的二道照壁门，作为屏障隔开外界的视线，家里人习惯地叫它为“二门子”。二门子外侧木板上是一幅“松鹤图”，内侧木板有一幅“牡丹图”，两边挂有“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的对联一幅，取其松鹤延年、吉祥富贵之意，堂屋房顶上的木椽子一律是10公分粗细的，每个椽头都用桐油涂封过，保持木头的耐久性。整个院落的房屋错落有致，四四方方，由上房和东、西厢房、偏院和后房组成，月洞式的圆型拱门将正院和偏院分开，连廊迂回曲径通幽，连廊上面被葡萄滕缠绕覆盖着，四面修着高约50公分的木制栏栅掩映在花草翠绿中，正院的中间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空地，父亲在从上房到正院子的空地处还砌了一个花坛，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四季里香气悠扬而芬芳，是家人室外活动的主要场所，偏院有南、北两个客厅，专门用以接待来往家里的宾朋好友，幽静而舒雅，以致于我上学后，同学偶尔到家里来坐客，都会为这栋房子的气势所折服，往往站在堂屋里惊讶得不知所措，一时进退两难。

正院中间是父亲种的一棵梧桐树，树杆有碗口那么粗，梧桐树两边种的是两棵紫丁香树，正院靠后边是一棵高大的榆树，比梧桐树要粗很多，榆树旁边是一棵桃树，父亲说桃树可以避邪，他买了树苗回来种在这里，三年后就挂果了，在上房和正院中间的小院子的东、西两边，各种着一棵甜石榴树和酸石榴树，春天来时满树的榆钱儿掩映在榆树叶里，白白绿绿还有一股榆钱儿的香味，紫丁香开花却是在春天的某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你起床后来到院子，看到一串串的紫丁香花竞相开放，那香气真的是非常怡人，花期基本在一周时间就凋零了。到了夏季满树的桃子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味道酸甜清脆，是难得的桃中极品；到了秋天长在小勺儿似的黄色叶片两边的梧桐籽成熟了，小勺儿就自己落得满地，我就把两边的梧桐籽拨下来，用碗盛着，生吃也可以，炒熟了吃更加油香诱人，如果再用盐水浸泡上几个小时后，用文火炒熟那更是油香中带点咸味好吃极了。石榴也是在秋天成熟，大约快到中秋节时，满树的石榴挂在树上，有的禁不住一场秋雨的洗礼，从石榴嘴儿里灌进了雨水就会炸开了皮儿，鲜红色的石榴籽就暴露在外面，晶莹剔透，酸石榴的口味酸中带甜，甜石榴的口味是纯正甘甜，吃完一把石榴你的手上会粘有黏黏的糖分，必须马上把手洗干净，不然石榴皮会把双手染成黄色的呢。

盛夏时分，家里院子里的树木隐天蔽日，几乎见不到太阳，只有从树叶缝隙间散落下来的稀疏的太阳光，斑驳摇曳，院子里凉快极了，晚上睡觉时从来不需要用电风扇，到了后半夜还得盖床薄被，不然还会让人冷醒来。

正院西边靠近上房处石榴树旁边，有一口深10米、直径50公分的老井，井台是用青石箍成圆形的台子，辘辘墙修的很高，成套的辘辘和辘辘把都是木制的，就镶嵌在辘辘墙里面，结实而劳固，井绳有3公分那么粗，整齐地缠绕在辘辘上，最末端用铁丝捆扎着一个长约30公分的铁钩子，平时不用时就用铁钩子挂到辘辘墙的一个凹洼处，使井绳不脱落，如果要放桶打水时，就把钩子拿下来把水桶挂在上面，一只手把着辘辘的轴边，另一只手放在辘辘绳上，保持着足够的平稳，然后辘辘就会飞快地倒转把井绳摲完，放到井下去打水，家里人还专门为这口老井修了一个两坡的草庵顶，可以遮盖住整个井台，即便是在下雨、下雪的天气，人也照样可以打水，身上不会被淋湿。尤其夏天时给桶里放个西瓜吊在井的半中腰，等上一两个小时再提上切开来吃，透心的冰凉香甜，别提多惬意了。

我父亲说在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来家里抄了三次家，两箱整套清朝时期的满汉全席的瓷器、两箱明朝的细瓷碗碟、银筷、我祖母的狐皮大衣、貂皮大衣、80公分高清康熙年间的祭红瓶一个、线装古书一车、石刻版古书三箱、金银细软更不在话下，都被红卫兵抄走了，唯独有一个清朝龙泉的七星宝剑和一尊2公分高的金佛当时因为害怕扔到了这口老井里，没有被人发现，但也正是因为井了扔了这两件宝物，从此家人再也没有敢用过这口井了，而且把辘辘墙和井台也拆了，在里头又扔了许多杂物以及修缮房子时的建筑垃圾，然后把一个破旧的桌子倒着放在井上，上面又堆了许多杂物不让别人看见，到了1971年祖母去世后，父亲他们老姊妹四人为祖母制作了一块石头墓碑，写有“慈母陈祥峰之墓”的字样，因担心“运动”来了再受整就没有敢把墓碑立在祖母位于城南太乙宫的坟头，拿回家盖在了老井的井口上，一直到1987年我家随大保吉巷低洼改造工程拆迁，这口老井的事情也没有说出来，井里的两件宝物也随着拔地而起的高楼而被永久被埋在了地下。

龙巷里紧挨着我家的是一户叫“后门”的人家，前门也开在太阳庙门，后门就开在龙巷，他家的大门永远都是紧锁着的，从院墙外可以看到院子里靠墙边处有一棵高大的槐树，长的郁郁葱葱，春天时满树长满槐花，婆婆娑娑，香气怡人，偶尔有人从后门出来时大门才开启一下，等回去时依然将大门紧闭，从里面插上门杹子，他们基本不和我们巷子里的人来往。

还有一家就是白家，白家是老两口守着一个儿子，独门独院，院子是土地、土坯墙也不算大，但白妈妈收拾的干干净净，白家的老爷子耳聋，在巷口的杂货铺子里当伙计，我小时候经常去打酱油、醋，每次跑去举着瓶子和钱，说：“给我打一斤酱油”时，他肯定会大声地喊：“啥？要打醋？”神情麻木而执着，经常会在我拿去的酱油瓶子里灌上醋，弄得我多次想哭，没办法向家里大人交差。

3号院的董家是在巷子的顶头，他家的大门是下个慢坡道后在左边座北朝南，门楼虽不高大，但进到院子里却是曲径通幽，草木茂盛，记得院子上房的廊沿很宽阔，放着四平八稳的核桃木八仙桌，八仙桌的东边还有一个防空洞入口，平时不用时是由一块硕大的木板盖在上面，从上房往后就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那路的两边草木胡乱地长着，有一人高的样子，人穿过小路时不停地得用手把杂草拨开，便来到偏院的东厢房，东厢房不大进身顶多只有两米宽，住着一个董家人唤为“二姨奶”的老太太，二姨奶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她原来有个儿子，在医院里做后勤工作，婚姻一直不顺利，直到他48岁那年好不容易谈好了一个对象，已经筹备结婚的事情时，突然上牙床里头长出一颗槽牙，他就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去拔牙，谁料想拔牙过程中突发脑溢血丢了性命，二姨奶从此一病不起，长年累月躺在床上。我第一次看到她是陪堂姐去董家与她同学玩耍时，不经意间走近了这间东厢房，我被一阵阵凄惨而无助的呻吟声所吸引，慢慢走进了房子，房子里光线很暗，可着房的进身摆着一张床，旁边放着一个桌子和一把木椅，桌子和床之间是用旧式的木头格子书架隔开，房子的地上杂乱地放着铁锅、烧水的铝壶、装米的陶罐儿以及一些生活用品，只见二姨奶瘦弱的身体卷缩在床的里头，听见有人进门的脚步声，将头转向房门，老人的脸黑瘦黑瘦，两个眼睛放着企求的亮光，紧挨床的墙壁上留着她用手抠掉墙皮脱落后留下的一条条的痕迹，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气，那情景把我吓了一跳，正准备转身退出屋子时，二姨奶咳嗽了一声，艰难地问：“谁呀？你是吴家的小桦儿么？还是。。。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呵。。。。。。别怕，过来呵，奶想跟人说说话。。。。。。”我顺从地走到她的床边，二姨奶好象没想到我会折回来，忽然急急地将身子挪到了床边上，伸手从裤兜里摸出一块糖，塞到我手里，“吃吧，俺娃把糖吃了吧，奶屋里好久没有人来过了呵。。。。。。”我怔怔地把糖拨开放到嘴里，那带着二姨奶体温的枣泥糖三两下就被我吃掉了。

后来，学校组织学生3月5日“学雷锋”做好事，我就向老师报告说，我们巷子里的二姨奶可怜的很，同学们应该到二姨奶家去擦桌子、扫地打扫卫生，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去董家，给二姨奶做些家务活儿，或者把我大妈蒸的大白馒头偷偷拿一个，塞到衣服底下，飞也似地跑到二姨奶家送给她吃，每次去她都象是看见亲人似的，从床里头爬到床沿，不住地呻吟着，拉着我的手说：“俺娃又过来给奶打扫卫生咧，又来给奶送馍吃咧，看让你大妈看见可是要怪罪你呢。。。。。。看把娃累的，奶给俺娃吃个糖。。。。。。唉，除咧俺娃人家没人来看我么。。。。。。”二姨奶说着仍然会从她的裤兜里掏出一个被体温暖的快要融化了的枣泥糖塞到我手里，我拿着热乎乎的糖，心里难过极了，莫名地想起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给我讲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故事里那个老奶奶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巷子里座北朝南的人家，数紧挨着董家的4号院居住的人最多，进大门后要下坡走好几级台阶才到前院，前院东、西两边有好几家人家我都忘记了姓什么，但后院住的有阎家，几乎占了大半个后院，阎家就是阎甘园先生（阎甘园(1865～1942)名培棠，字甘园，自号辋口樵者、晚照楼主。陕西蓝田人。16岁中秀才，翌年在西安设馆教学。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他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教育为救国之本，常说：“八股不废，帝制不除，国将不兴。”1897年创办了陕西近代第一家以“宣传维新变俗，振兴中华”为宗旨的进步报纸《广通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陕籍进步人士宋伯鲁和名绅萧开太等，都为这家报纸撰稿。由于《广通报》宣传维新思想，文笔清新，形式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发行广及京、津、沪、湘等地。然清廷则认为该报离经叛道，于1898年正月被强令停刊）在西安的府邸，我7岁进红缨街小学上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许立新女士就是阎甘园先生的儿媳，她为人和善，戴着近视眼镜，因为我家在巷子头她家在巷子尾，所以许老师格外地疼爱和照顾我，记得学校有一次安排学生进行视力测验，“E”字型的视力测验挂图就挂在我们教室的墙上，轮到我时就用一个铁勺状的铁片捂住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去看老师指的每一个字母，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看，然后就一通地胡乱指，明明开口方向是朝上，我却说朝下，明明朝左，我却说朝上。。。。。。着实让许老师为我着急了，下学后她忙不迭地跑到我家里，十分紧张地握着我父亲的手说：“燕谋，赶紧领这孩子到医院看看眼睛去，下午学校查视力，这孩子视力特别差，不要把孩子耽误了呵。”我父亲不住地点头，“好的，许老师，我明天就带她去粉巷医院看看去。”父亲送别许老师回来，我的姑妈也下班回家了，我偷偷地问姑妈那视力图该如何去看呀？姑妈说就看“E”字开口的方向朝向哪边，你就说哪边么，“哦，原来如此，我下午可真是闹大笑话了，根本就是胡指呢么，哈哈，还害得许老师专门跑家里来一趟。。。。。。”我心里暗自觉得十分好笑，但始终没有敢向家长和老师说出实情，第二天父亲要领我去医院，我就死活不去，还把父亲气得不行，恨恨地说：“你这娃就是这么倔，这么强！气死我咧，不去看医生完了眼睛看不见东西才好呢！”我看着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敢说话了，只好一溜烟地逃了。。。。。。

那时候每逢“八一”建军节，学校都要组织“拥军优属”活动，有一次学校安排每个学生做一个针线包送给解放军叔叔，我回家就央求姑妈替我做一个，姑妈欣然答应了，然后就和面打浆糊，找来我祖母的一件旧袍子剪下一块蓝缎子，又找来旧布做里衬，不大功夫姑妈就做成了一个针线包，那针线包是蓝色缎面灰色里子，中间还密密实实装进些头发，便于把针别在上面，针线包折过来的盖儿上钉了按扣，还用红色的丝线用心用意绣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牡丹花，第二天我高兴地把针线包交给了老师，但是，当第二节下课时，许老师却把针线包退还给了我，她说：“孩子，快把这针线包收回去吧？这应该是你姑妈做的吧，手工这么细致、精美，但是，景桦，你还小不懂事，这样的针线包属于‘四旧’，学校是不收的呀。”我似懂非懂地把针线包收回到书包里，夹在两本书的中间，没过几天，学校传出其它班里有学生交上去的针线包是用绸子做的是‘四旧’，它反映出一个家庭的阶级立场，亲不亲阶级分，这样的针线包怎么能送给解放军叔叔呢。。。。。。学校还专门把他们的家长召集到校务处办公室，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我看到那几位学生的家长个个灰头土脸，头低得很深，一步三鞠躬地从教务处办公室里出来。后来姑妈问我针线包交上去没有？我说交上去了，一直不忍心把实情告诉她，怕她伤心难过，这个针线包一直揣在我的身上，若干年后我还是把这个针线包交还给了姑妈，那时政策已经宽松了，姑妈还曾经夸赞我说我是个懂事的好娃。每当我想起此事就对许老师心存一份感激和敬仰，是她没有把我的针线包交上去，才使父亲和姑妈幸免又当一次“运动员”，他们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呵。

龙巷里还有一个院子的大门是座东朝西的，门牌好象是5号吧，住着一个我们都叫“刘奶”的一户人家，刘奶家的房子是在院子靠东边的高台子上，要到中院或后院去，要么跳下高台，要么就顺着从大门进来的一个坡道往下走，院子中间有几间平房，是锦华誊印厂的刻写车间，锦华誊印厂当时在南四府街冰窖巷的北边路西，公私合营时姑妈就在这里工作了，她字写的奇好，好多大学里的讲义稿都是出自姑妈刻写的蜡板印刷出来的，后来锦华誊印厂归并到莲湖区印刷厂，厂址在大皮院，原锦华誊印厂就被称之为“南厂”了。记忆中5号后院还住着一户姓张的人家，但几乎没有多少来往。

紧邻5号院的就是一个低矮的小院门的院落了，当时这个院子没有门牌号，也许可以算做是副5号了吧，里面住着汤妈妈家、秦家和老李家，汤妈妈的丈夫去世早，她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成人，汤留根是汤妈妈的儿子比我大几岁，小时候我就叫他留根哥，还有小毛姐和毛女姐，汤妈妈负责南四府街及龙巷整条街道的马路清扫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汤妈妈特别敬业，春夏秋冬无论哪个季节，她都是凌晨时分就已经在马路上扫地了，等到人们上学和上班的时候，整条街道上已经是非常干净的了，那时候街道上是统一进行垃圾清运的，每天下午4点钟时，一辆拉垃圾的大卡车会停在巷子口，汤妈妈就会在巷子里大声地喊道：“垃圾车来咧，倒垃圾咧！”边喊边摇晃着手里拿着的铃铛，人们闻声就从各自家里出来，把垃圾筐或垃圾桶递到大卡车上，车上有一个穿着“城肥处”工作服的人站在车上接每一桶垃圾，倒完后就把垃圾筐或垃圾桶扔下车来，人们就又各自拿着桶回家。汤妈妈还负责着南四府街自来水站的开、锁工作，这个自来水站承担着南四府街及龙巷全部住户的用水需要，位置在南四府街西安日报社家属院的南边不远处路东，那时候全街道就这一个水站，而且只有一个水笼头，到了夏天的时候担水是要排长队的，家家户户的人都出来担水，我那时候有时跟我的堂姐抬水，但大多时候都是我担水，一次要担六担水，家里的大缸能盛下四担水，另外一担水倒在小缸里，再放两桶水供我大妈掏米做饭、全家人洗漱用，基本隔一天就要担一回水，我的个子长不高可能也与小时候担水有关系吧。

一次姑妈的单位发了几张电影票，片子是巴基斯坦的《永恒的爱情》，我跟汤妈妈并排坐在一起，每当影片里出现男女主人公拥抱或接吻的镜头时，汤妈妈都会用很生气的语气骂道：“流氓！这电影是啥吗？太流氓了！”弄得相邻座位的人们都拧头看我们这边，一场电影也没有看好。

1971年我的祖母去世时，汤妈妈和街坊邻居全都到家里来帮忙料理后事，汤妈妈更是跟着操劳了几天几夜，但是到她老人家去世时，我已出嫁不在家里住了，也没能去为她送行，成了心里永远的遗憾。

南四府街龙巷那条街道，在1987年时随保吉巷低洼改造工程变得荡然无存了，在此基础上随之而建成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城市改造尤其是旧城改造工作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但是，这土生土长的地方呵，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亲切和自然，那些老街坊邻居们呵，虽然自搬迁后大家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我相信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孩童的我们如今也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了，愿大家人人身体健康，万事顺意！